上星期我在曼谷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世行）集團年會。會內外就環球經濟走向的討論，幾乎都圍繞着兩股力量——因戰事導致能源價格持續高企的衝擊，以及正在席捲全球的人工智能熱潮。兩股力量正在同時重塑世界經濟的格局。
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是，環球經濟增長由去年的3.5%放緩至今年的3.1%。更深層的是，增長不均衡，且兩極發展差距拉闊：受戰事影響的經濟體增長被大幅下調，一些與人工智能產業鏈深度掛鈎的經濟體則獲上調，亞洲整體的增長仍明顯快於全球。香港今年的增長預測也同獲上調至3.8%，但我們的看法則較樂觀一點。
增長放緩之外，更須警惕的是風險的性質。地緣衝突、能源供應、通脹上升、極端天氣、貿易摩擦、金融環境偏緊——這些風險並非各自孤立的壓力，而是相互牽引，有時候甚至會相互放大。公共財政的處境正是例證之一：多個西方國家的國債孳息率飆至約二十年新高，全球公共債務約佔本地生產總值的95%，個別發達國家的債務比率更高；利息開支持續攀升，各國應對突如其來衝擊的財政緩衝空間正不斷被壓縮。
在今次年會上，兩幅景象更為突出。亮麗的一面是，過去兩年，全球進口增長接近三成來自人工智能相關貨品，新技術正在開啟新的增長空間。但更需要正視的是，未來十至十五年，將有約十二億年輕人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市場，按現狀推算，職位缺口將達八億個。世行因此把創造就業放在發展議程的核心。這兩幅景象背後有著同一個乘數——科技：它既令優勢放大，也可能加劇既存的風險。
無論是通過科技支持經濟轉型發展，又或以其增強經濟動能以支持就業，背後的關鍵必定包括高效的資金支持。香港可以多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包括推動高效的資金融通。我在金管局與基金組織合辦的高級別圓桌會議上提出，香港將從三方面着力：融通長期資本、拓寬幣種選擇、管理和分擔風險。融通長期資本方面，本港今年首九個月首次公開招股集資已接近500億美元，為去年同期的兩倍，並超過去年全年總額；去年綠色及可持續債務發行達770億美元，其中債券的發行額亞洲第一；基建融資證券化安排讓借款國家提早回籠資金以投入新項目。後者更與世行提出的循環資本方向高度契合。簡言之，高效的國際金融市場力量，可賦能實體經濟的發展。
拓寬幣種選擇方面，香港正提供獨特的方案。一方面，愈來愈多全球南方國家跟內地的貿易以人民幣結算，因而持有大量人民幣，香港能為這些資金提供更多投資產品、風險管理工具及流動性安排。此外，基於分散風險的考慮以及當前人民幣利率處於相對低位，越來越多發展中經濟體來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例如，哈薩克國營油氣公司今年八月在港發行35億元人民幣債券，超額認購近七倍，它的國營鐵路公司也正研究來港上市集資。事實上，本港點心債存量已接近一萬九千億元人民幣，位居全球第一，最近兩年的年發行量均突破一萬億元。
世界需要科技發展帶動經濟，內地企業的創新科技要走向國際，中間需要一個既連接內地又熟悉國際規則和市場的平台，將其結合。可以說，蘇港合作正是這組合的一例。上周我帶團出訪南京，蘇港合作本來就有堅實的基礎：香港是江蘇第一大外資來源地，也是江蘇最大的境外投資目的地；129家江蘇企業在港上市，累計市值超過1萬4千億元。此行我們更深入探討了兩地由金融和投資的合作，進一步擴大至科研對接、標準銜接、產業協作和拼船出海。
經過多年的發展，內地企業出海需要的，不只是資金。人才、法律、合規、企業管治、風險管理都要一併跟上；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間的對接和轉換；在醫療健康和人工智能的範疇，國際化發展還需要數據上的接通。由產品出海到科技出海、品牌出海，出海本身已進入新階段，全方位伴隨的專業支援成為關鍵。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正為這個新階段提供重要的營運平台和人才支撐。
人工智能帶來增長，也帶來陣痛；國際社會同樣關注的，是它如何惠及普羅大眾、創造新的就業。世行倡議「小而實用」的人工智能，讓農民增產、教師因材施教、醫護的治療護理決策更優；基金組織亦提醒，人工智能的增益不會自動實現，須有相應的制度改革，並須公平可及。香港憑着高效的籌融資功能，可支持發展中經濟體的人工智能基建，並通過技術轉移和人才培訓，讓更多經濟體用得起、用得上。此外，我們正推動全民AI培訓，讓不同年齡和處境的市民更懂使用AI。
上周先後出訪南京和曼谷，兩股巨大的需要非常清晰：發展中經濟體需要資金和技術，內地企業需要國際市場和專業服務。兩種需要都在香港交匯——這裏既能引導全球的資金，也連接着內地的科技與產業。我們具備成就別人發展、並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條件。
當然，優勢不會自動疊加，正如風險不會自動化解。科技創新在開拓新發展空間的同時，也為就業帶來挑戰。曼谷年會的討論，本周將在香港接力。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財政部長會將首次在港舉行，國際政商財金領袖將雲集香港，相信屆時各地代表會有更深入的交流和討論。
2026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