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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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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black>少數民族干部的搖籃--記延安民族學院</font>


少數民族干部的搖籃--記延安民族學院 -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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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 宗群

  延安民族學院是抗日戰爭時期黨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一所高等院校,是少數民族干部的搖籃。回想當年在那樣的艱苦環境中,創建延安民族學院的情景,可以深深體會到,我們黨時如何關懷著少數民族年輕一代的。

  延安民族學院的誕生

  延安民族學院是1941年9月創立的。

  那時,革命斗爭的形式正處于嚴峻的時刻。在國際上,德國法西斯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又背信棄義地向蘇聯發起瘋狂進攻,并和遠東的日本帝國主義相勾結,妄圖夾攻蘇聯以消滅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內,帝國主義繼續侵略我國,并把主要兵力轉向解放區,不斷對我八路軍、新四軍進行掃蕩、圍攻。而國民黨反動派對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對內則一次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在這年一月制造了皖南事變,又進一步封鎖了陜甘寧邊區,陰謀發動大規模的內戰。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團結全國一切抗日力量和一切抗日黨派、階級、民族合作,聯合一致,共同奮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早在1937年,毛主席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一文中就寫到:“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的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同年,毛主席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一文中,談到了中共中央所發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又提出了“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自治的前提下,共同抗日”的任務。當時,在黨和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各民族青年愛國熱情沸騰,從四面八方紛紛奔往革命圣地延安,投入革命的懷抱。

  延安民族學院就是在這樣的形式和要求下誕生的。創建這所學院的目的,主要為的是實現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培養各民族的抗戰和建設新中國的干部;調查研究各民族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爭取團結全國各民族,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簡言之,是為爭取抗戰勝利培養干部,為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培養干部。

  這個學院的組織機構和今天的高等院校比起來,除教學組織較為簡單以外,其他都是大同小異的。建院時的行政機構是這樣的:正、副院長下設教育、干部、研究、總務四個部、處。1942年實行精兵簡政后,將干部處予以撤銷,其工作并入教育處。將研究部縮減為研究室,隸屬教育處。教育處還下設教務室、注冊室、圖書室和閱覽室。由教務室安排教學工作,注冊室掌管注冊和生活紀律等工作。總務處下設有總務、會計和生產等課。另外還有一個醫務室和一個休養所,負責師生的衛生和保健。

  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關懷下,這個學院抽調了不少優秀的教師和干部。他們有的有中共中央西北局派調來的,有的來自陜北公學,還有的是從原來的毛澤東青年干部學校調過來的。學院開辦之初院長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書記兼任。副院長是高克林同志;教育處長是烏蘭夫同志;研究部主任室劉春同志;隨后秘書長是王鐸同志。1943年后,劉春同志擔任院長。由于領導上關心這個學院各民族師生的工作和學習,當時的西北局統戰部和陜甘寧邊區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的負責同志,還經常到學校了解情況,作具體指導。

  全院約有師生員工數百人,學生中有漢、滿、蒙、回、藏、苗、彝、東鄉等八個民族成份。他們的來源主要有四個方面:一部分是藏族、苗族、彝族學生,他們是從貴州,四川等省跟隨紅軍長征過來的,其中多數人到延安后曾在中央黨校學習過。再一部分是蒙古族和漢族學生,蒙古族學生多屬原綏遠省土默特旗,也有少數來自烏蘭察布盟、察哈爾盟以及哲里木盟。漢族學生主要是由原歸綏周圍各縣過來的。他們當中不少是來自大青山根據地的干部,也有許多是專為投奔延安來學習的青年學生。第三部分是內蒙古伊克昭盟的蒙古族學生,他們多數來自該盟的烏審旗和鄂托克旗,有的因為受不了國民黨匪軍的壓迫摧殘而到邊區來,有的是伊盟進步人士納素滴力格爾介紹來的。這部分學生入學時都還不大懂漢語。第四部分是回族學生,他們大部分來自隴東的回民騎兵團,也有部分來自干、寧、青各省。從回民騎兵團來的學生,曾經為反抗國民黨匪軍胡宗南部的蹂躪,在原來甘肅地區的固原一帶舉行了暴動,而后到延安來的。

  遵循黨的教育方針辦教育

  延安民族學院的教育方針和辦學方法,是繼承和發展了黨辦教育事業的優良傳統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聲場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是黨的一貫教育方針。延安民族學院正是在這個方針指導下,開展教學活動的。

  教學是學校的主要工作。延安民族學院的一切基本工作基本上是圍繞教學進行的,這從全年時間的分配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當時,全年教學時間有九個多月,生產勞動約兩個月左右,也有一段很短的假期。在教育計劃和學制年限方面,則比較靈活,沒有嚴格的升降級和畢業期限等。只要基本上能跟上班,就隨班學習,不輕易升降級,雖然建校之初也規定了學習期限,學程共分為三期,每期二年,共六年畢業,,但基本上是學習一個時期后,什么時候工作需要,就分配工作,也算畢業了。這是根據當時的政治環境和革命事業要求決定的,正體現出了當時的教育是為了政治需要服務的。

  學院的教學組織以班為單位,建校之初每班設指導員一人,直屬院長領導,隨后改變指導員名稱,叫主任教員,相當于現在各校的班主任。他們的職責除了教課和進行政治思想工作之外,主要是了解情況和教務室的干部研究所改進教學內容、改善教學方法等。課程內容結合國內外形式的實際,結合學生的思想實際,并使講課內容和水平易于為學生所接受。

  全院有研究班、普通班和文化班三種類型的班級,班級主要根據漢語文程度的不同編成的。研究班學生的文化水平大體上相當于大學本科。研究班和普通班的高年級學生學習的課程,主要是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民族問題、歷史科學、中國社會革命問題和時事政策等。課程內容是和各民族的實際生活、社會發展、以及當時的抗戰實際緊密聯系的。普通班低年級有政治課和文化課。政治課包括中國革命問題、政治基礎理論和時事政策等;文化課包括漢語文、民族語文、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等。這兩種班還不定期地請校外同志做專題報告。研究室里設有蒙古族、回族、西南民族等幾個組,對各民族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進行研究。研究員多數都擔任教課,其中兩三人并擔任了主任教員。他們還把研究民族問題的成果向學生報告。這恰好是教學與科學研究相結合,科學研究為教學服務的體現。此外,就是文化班。文化班中有的是按民族分班的,如回民騎兵團來的幾十個人由于文化水平大致相同就編成了回民班,伊克昭盟來的蒙古族學生因為不大通曉漢語就單獨組成蒙族班。文化班除學習政治常識和讀報外,著重學習文化,文化課有漢語文、民族語文和教學等。

  政治思想教育是教育計劃的中心環節。它的內容是根據當時革命發展的政治形勢來決定的。一直貫串在講課、作報告和一切課外活動。對各民族學生,普遍進行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教育,時事政策的教育。同時還著重進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的教育,黨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相互尊重風俗習慣的教育。在干部和部分同學中,曾學習過斯大林同志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在漢族和少數民族師生中,分別進行了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教育。除了經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全院師生還參加了1942年開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持續了二三年之久。領導整風學習的是整風學習委員會。委員有劉春、王鐸、宋友田、宗群、劉景平和王志強等。

  全體師生學習了整風文件,聽了不少有關報告,參加了很多的討論會。這次整風運動,對各民族干部同樣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對于克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重要性有了比較深的認識;對于調查研究的重大意義有了一定的體會;對于自由主義和無組織紀律的危害性有了切身感受。經過了這次運動等于在革命的熔爐里受了一次冶煉,對于全院師生堅定無產階級立場、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都有很大幫助。此外,學院一貫重視紀律教育,集體主義教育,因而全院師生的組織性、紀律性較強,團結的很好。因為這里的教育中心是團結,在學生的生活實踐中,可以證明這一點。班與班之間,這個民族的同學和那個民族的同學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什么無原則的糾紛,即使有一些小的爭執,也都能及時得到和解。學院黨組織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做到了親自深入了解情況,發現了問題,一般是通過個別談話或通過學生中的生活學習小組討論解決,采取啟發和別人幫助相結合,即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教育方法。

  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是革命根據地學校的重要特點,也是共產黨領導教育的一貫方針。1942年之后全院師生熱烈響應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投入了生產運動,一方面改造了思想,樹立了勞動觀念,一方面又學到了生產技能,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根據生產的實際需要,一般每人每年參加勞動二至三個月左右。

  生產勞動的種類是多樣化的。在農業生產方面,有時到幾十里外去開荒種地,有時去除草、送糞。有些人參加種菜,個人也可以種菜。集體種菜的收益歸集體所有,個人種菜的收益歸個人所有。每當收獲蔬菜的季節,南瓜、西紅柿都吃不完。在手工業方面,有的人紡棉花,有的人紡毛線,還有的人燒木炭。記得1943年的秋天,為了給全校解決冬季取暖的木炭,曾經組織了幾十個同學到延安東川口南面的野林里去燒木炭。在那里有時晚上會遇到野豬群去地里糟蹋玉米、山頭上曾經出現過豹子咬死小牛的情景。燒炭的勞動是艱苦的,要把粗大的青桐樹和楊樹砍到,將樹干截成木段,然后裝到窯里點著封好,等到冒出了青煙以后木炭就燒成了。那一次用了兩個月左右的時間,燒了五十萬斤炭,完成了給全校一冬供炭取暖的任務。另外,還有的人學會了打窯洞,五六個人組成了一個小組,大約用十幾天到半個月的功夫,就可以打成一孔冬暖夏涼的窯洞。

  艱苦而又愉快的學習生活

  延安民族學院創建之初,校址設在延安北門外文化溝北面的山坡上。1943年春遷到延安東門外魯迅藝術文學院所在地的橋兒溝,同時遷去的還有其它幾個學校,各校聯合總稱新延安大學。1944年夏季,為了接近小數民族地區,又遷到三邊。學院在延安北門外的時間較長,有兩年光景。那里山嶺綿亙、岡巒起伏,沿山腰上下左右打下了成排的窯洞,每到夜晚燈火齊明,很象一幢幢樓房。學校鄰近有西北文藝工作團、青年藝術劇院和文化俱樂部。南面臨山溝有中山圖書館,西北方不遠有八路軍大禮堂。隔山頭東北是中央黨校。再往東北不足兩公里就是黨中央所在地的楊家嶺。東距延水及其東岸有名的桃林公園約一公里,東南方與清涼山、寶塔山遙遙相對。每當夏季野花盛開、山草遍綠的時候,別有一番宜人景致。各民族師生能夠在黨中央和毛主席身邊學習,又生活在山水幽雅的環境里,真是平生莫大的幸福。

  那時候,一般說來生活是比較艱苦的。全院師生都按一定的標準,實行供給制。每個學員和一般干部在供給標準較高時,每人每天十九兩小米、一斤菜、一斤煤;每人每月一斤油、一斤鹽、一斤肉。每人每月還發一元零用錢。因為每人每天實際吃糧十五兩左右就夠了,多余的可以調劑著每周吃一頓面食。衣服是每人每年發一套單衣、一件襯衣、一雙棉鞋;兩年發一套棉衣。但青年們喜愛活動,有些人兩年一套棉衣不夠穿,為了照顧少數民族,就加發一套或一件棉衣。鞋襪臟了要自己洗,破了自己補。窯洞晚上點麻油燈。每月一盞燈發一斤油,要自己捻花做燈芯,還要防備老鼠偷燈油吃。到冬季沒有現在的暖氣設備,是生木炭火盆取暖的。

  但是,同學們都是個個精神飽滿,心情愉快的。他們每周大約學習五十小時左右。各班上課時數不等,研究班較少,普通班和文化班較多,除上課外都是自習和討論。星期天不上課,時間自由支配。從一天的安排看,學習八至九小時,睡眠八至九小時,吃飯、休息和課外活動七至八小時,是充分注意到勞逸結合的。因此,同學們在學習之外,開展了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每天下課后,有的到山上自己修建的籃球場打球,有的到山頭上的大禮堂里下棋、打撲克,還有的自愿結合練習民族歌舞、扭秧歌。每當節日或有演出需要時,他們經過短期的排練,可以演出不少精采的節目,其中有話劇、民族形式的歌劇和大型的秧歌劇。在延安和三邊演出過綏德、米脂一帶的道情戲《周子山》,以及自編的《送公糧》、《紡線》等秧歌劇,顯示出了少數民族青年的聰明才智,都曾被稱贊一時。

  總之,延安民族學院的師生在黨的親切關懷之下,始終過著緊張而有秩序,嚴肅而又活潑,即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紀律又有自由的心情舒暢的學習生活。他們雖然吃的是小米飯,住著土窯洞,但他們的精神是振作和愉快的。因為他們有著崇高的理想,遠大的目標。

  在革命搖籃里成長

  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延安民族學院堅定的依靠學校黨組織,堅決地貫徹執行了黨的教育方針,取得了很大成績,陸續培養出了一批德才兼備的民族干部。1945年春,大部分高年級蒙古族學生隨烏蘭夫同志去發展內蒙古的革命工作,部分蒙古族學生遷到伊克昭盟城川學習。各民族干部在革命搖籃里成長起來,在革命事業中發揮著他們的作用。

  當年培養的幾百名各民族干部,不但在抗日戰爭中有相當的貢獻,就是在全國解放后,在個民族地區,都有他們的足跡。今天,他們正在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繼續貢獻自己的力量。如蒙古族的布赫、云士英、云彥林、李文精、云照光等同志,藏族中有桑吉悅希同志、扎西旺徐同志、薩納同志。回族中的沙力士同志、彭華庵同志等。同時,當年在延安民族學院工作過的幾十個各民族干部,除了個別的在革命斗爭中犧牲外,大部分現在都在各民族地區或民族工作的崗位上積極地工作著。

  延安民族學院可以說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她所留下的影響是深遠的,使人難以忘懷,最后讓我以回憶中寫下的延安民族學院的院歌,作為本文的結束。以資紀念。

  ,原名錢萬生,字一粟,天津薊縣人。1932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積極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其后任天津學聯常委。1937年在西安從事愛國青年抗日救亡領導工作,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赴延安,歷任延安民族學院教育處副處長、處長,伊盟工委秘書長,中央西北局民族處處長等職。1952年調入中央民族學院,歷任研究部副主任、副教務長、副院長、黨委副書記、代院長、代黨委書記及顧問。兼任國家民委委員、國家民委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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