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習城,是你的最佳選擇

HKTutorCity
香港補習城是上門補習介紹中心,提供私人補習導師的補習中介網站
上門補習網會為家長作出專業導師介紹,不論小學補習、中學補習、334補習、中英文補習,
導師網皆為家長提供優質導師中介服務。

補習

補習

有少於1年補習經驗補習導師


中學:沙田培英中學
上門補習經驗及補習年資:少於1年
本人是應屆DSE考生,畢業沙田區Band 1學校,修讀全理科,校內的數學成績名列前茅,DSE數學 5**, 全部選修科(包括M2)5*,熟悉應試技巧,為人守時盡責,有耐性,能按照學生的程度提供不同練習,務求令學生成績有進步。......

HKTutorCity





















時事新聞

補習 - -font color=black-追尋名師潘光旦先生的人文教育思想--font-_888


<font color=black>追尋名師潘光旦先生的人文教育思想</font>


追尋名師潘光旦先生的人文教育思想 - 補習

http://www.hktutorcity.com

  潘光旦 ,原名光亶,字仲昂,江蘇寶山縣人,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和教育學家。他治學嚴謹,學貫中西,在性心理學、社會思想史、家庭制度、優生學、人才學、家譜學、民族史、教育思想等眾多領域都有很深造詣。而他以堅實的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為基礎,以現代生物學理論的獨特視角,對中國現代教育的理念和思想所作的深刻闡發,更是獨樹一幟。

  一代教育大家的人生足跡

  潘光旦先生1899年出生。父親潘鴻鼎是戊戌科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也曾在京師大學堂任職,后赴日本考察,回國后在家鄉創辦了幾所男女洋學堂。重視教育的家庭背景,使潘先生自幼就受到嚴格的家教和良好的家學熏陶,為他日后成長奠定了堅實基礎。

  1912年,潘先生從“兩等學堂”畢業。1913年考入清華學堂,當時這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因此學校主要課程是英語訓練。潘先生在清華時各門功課都名列前茅,英文成績更是獨占鰲頭。1920年時他就將性心理學大師靄理士的《性心理學研究錄》六大冊通讀了一遍,靄理士的文章晦澀難懂,而潘先生年紀輕輕就能通讀全書。他還能夠熟記《英漢綜合大字典》,不但能說出詞的意思,還能講出字的來源。在美國留學期間,潘先生的英文才華也受到老師的欣賞,有時老師問及許多生僻字時,往往是他而非美國學生能夠答對,他的作文也常常被老師當作范文。

  當年的清華學堂不重視中文課程。潘先生對此很不滿意,他認為作為一名中國人,應當對國學有所研究。于是,在清華學習時,他便利用晚自習時間自己多讀線裝書,即便是寒暑假,他也沉浸在書山學海之中。他給自己制定的計劃是每個暑假學習一種經書和史書,還曾搞過一個暑假的“說文”。經過七八個暑假,他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出國留學時,他還隨身帶著一本《十三經索引》。以后多年,他從未停止過對國學的研究,在把西方現代科學與中國舊學相互闡釋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后來他之所以能夠成為博通今古,學貫中西的大師,與他年輕時的這份堅持與勤奮是分不開的。正因為有此中西方學術的積累,1922年,23歲的潘先生根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分析了明末女子馮小青不幸的婚姻遭遇,并寫成《小青的分析》一文作為讀書報告交給當時在清華任教的國學大師梁啟超,得到梁先生的大力贊賞,并給予題詞褒獎:“對于部分的善為精密觀察,持此法以治百學,蔑不濟矣。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

  1922年,潘先生憑優異的成績被選派出國留學,進入美國東北部素以學術著稱的達茂大學,插入三年級攻讀生物學。1924年在達茂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主修動物學、古生物學、遺傳學,1926年獲得碩士學位。1924-1926年間,他還利用每年暑假時間在紐約長島等地學習優生學、人類學、內分泌學、單細胞生物學等,打下了深厚的生物學根基。在留美4年時間里,他就完成了他最早的優生著作《優生概論》及作于美國優生學館的《二十年來世界之優生運動》。那時,美國大學里實行通才教育,學生什么都學一點,因而知識面比較廣。潘先生興趣十分廣泛,心理學、文學、哲學等都在涉獵范圍之內,甚至連師生閑談的課也上。在學校允許自我安排的時間里,潘先生也是整日輾轉于各個書庫之間,博采眾家之長。正是由于有這樣獨特的學術經歷,潘先生形成了與眾不同的學術思想脈絡。

  因中英文俱佳,潘先生留美時兼任英文《留美學生月報》編輯,中文《中美學生季刊》總編輯。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潘先生不僅參加籌備紐約中國學生追悼會,還將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譯成英文,遞交美國媒體發表。孫文遺囑有多種英譯本,其中認為譯得最好的即是出于潘先生之手,譯文用字精練典雅,讀過的人均留下深刻印象。

  潘先生自1926年留美回國后,一直在大學里教書。最初的七、八年間,先后在吳淞政治大學、東吳大學、中國公學、大廈、暨南、復旦、滬江等大學擔任教務長、預科主任、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院長職務及心理學、優生學、家庭問題、進化論、遺傳學等課程的講授工作。1929年,清華正式改為綜合性大學。于是,潘先生1934年起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工作,直到1952年。在這一段時間里,他先后擔任過清華的教務長、圖書館館長、社會學系主任等職。期間從事優生學、西洋社會思想史、中國儒家社會思想、人才論等課程的教學與研究,先后出版《優生概論》、《中國之家庭問題》、《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較的研究》、《讀書問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之望族》、《人文史觀》、《優生原理》)等著作;翻譯靄理士的著作《性的教育》、《性的道德》、《性心理學》,赫胥黎的《自由教育論》等等。1952年,潘先生被調整到中央民族學院) 以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研究中。他撰寫了的《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一文,為土家族民族成分的確定提供了堅實的學術支撐。除了土家族研究外,他還對中國境內歷史上的猶太人進行研究,寫成了《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即便是在學術受到政治擠壓的艱難歲月,潘先生依然筆耕不輟,翻譯了達爾文的巨著《人類的由來》。

  潘先生性情平和,雍容大度,對學問篤好甚深,他治學既不追逐時潮,也不故意標新立異,炫人耳目;為人師長,他平易近人,對青年學生和教師極盡愛護,諄諄教導,盡顯師儒之風;為人朋友,潘先生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他的知心朋友很多,其中不乏學界名人,如陳達、李景漢、吳文藻、費孝通等等。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鴻儒碩學,其一生的道路竟是如此坎坷不平。他解放前是著名的自由主義左派,每每成為反動當局的眼中釘,而解放后不斷的政治運動又一次次把他推向風口浪尖。他屢遭批判,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勞動改造受寒生病,最后竟然因為缺醫無藥而被病魔無情地奪去了生命。1967年6月10日,一代思想大師溘然長逝,成為那個時代又一出令人扼腕的悲劇。

  中和位育,遂生樂業之道

  雖然潘先生是在美國接受理科高等教育的,但是在他思想當中有著極其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他在著文時既有西方科學理性,又體現出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而貫通古今中西的最大創舉則是他對“位育”思想的闡發。費孝通認為,潘先生一生的學術努力都是致力于為人類尋求一“條中和位育、遂生樂業”的道路,“位育”一詞貫穿他一生的學術研究,是其學術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和思想方法,只有正確地理解“位育”的含義,才能進一步研究他的理論觀點。

  潘先生較早對“位育”進行的解釋是在1926年寫的《生物學觀點下的孔門社會哲學》一文。他指出,“位育”一語出自《中庸》中“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句,并根據當時的注釋“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提出“安所遂生”,不妨叫做“位育”。[1]“位育”又被稱之為“中和位育”,它體現著一種自然與人道的動態合一境界,凝聚了潘先生融會中西的旨趣與精神。

  潘先生結合優生學與進化論, 進一步深入地闡釋了“位育”的概念并把它運用到當時的國際大環境中。進化論被引入中國之后,由于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生物界所謂的adaptation或adjustment現象被譯為“適應”或“順應”,潘先生認為,這個譯名是錯誤的,是把生物與環境的相互感應過程看做一種片面的、單方面的感應過程。而生物界的適應現象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靜的,指生物在環境里所處的地位;二是動的,指生物自身的發育。地位和發育的縮寫便是“位育”。生物學的“位育”涉及兩個對象,即生物的個體或團體與環境,是兩者的協調。生物既受到環境的影響與制約,又影響著周圍的環境狀況。他認為“位育”可分為三種:一是消極的,即由生物遷就環境;二是消極、積極參半的,即由生物選擇環境中的不同部分加以遷就;三是積極的,即由生物轉移環境或改變環境。因此,潘先生對日本人翻譯的“適應”、“順應”提出異議,認為“適應”、“順應”是生物消極的遷就環境,“位育”一詞則更能表達出物體在面對環境時的全面表現。 [2]

  在提出社會“位育”思想之后不久,已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前期,知識界開始廣泛關注中華民族的命運問題,潘先生在民族復興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民族復興的中心問題在于求得民族“位育”。講“位育”,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生物的個體和團體,二是個體和團體所處的環境。在民族“位育”問題中,生物團體是中華民族,環境是20 世紀的世界。問題的根本是:中華民族如何在20 世紀的世界中“安所遂生”。潘先生認為,要取得民族復興,一是重視生物“位育”的問題。生物“位育”要從人口問題下手,人口問題的解決在于量的控制與質的控制。一旦人口問題有了辦法,民族生活里的秩序的維持與進步,即安所與遂生,都是必然的結果。二是提高民族文化創造力和民族意志以適應環境。民族文化創造力包括對西洋文化加以推敲、吸收、調和。同時,也包括把我們民族的舊有文化推陳出新,以適應變遷的環境,并析出精華與世界交流。世界能采用我們民族的先進文明到什么程度,就說明我們在世界環境的地位到了什么程度。概括說來,民族“位育”的能力就是積極的文化創造力與消極的環境順應力結合,再加上民族團結與發展的意志。一個“位育”能力健全的民族才是健康的民族。[3]

  天地萬物都離不開“位育”,一切生命的目的都在尋求“位育”。作為具體的人的“位育”,也是在特定環境中的“位育”。“位育”的環境可分為二:一是體內的環境;二是體外的環境。就人而論,又分為兩種,一曰橫亙空間的物質環境, 另一曰縱貫時間的文化環境。個人“位育”就是求得健全的人格,正確處理自我與各種環境的關系,對生活中各個方面都有所交代。潘先生說道,教育的理想就是發展整個人格,求得個人“位育”。個人要得到良好的“位育”,必須充分認識自己,明白自己的各種需求;同時自己又能夠自我控制,妥善處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使其相成而不相害。教育需從每一個人的“位育”做起,而終于達到全人類的“位育”。如果因教育的努力而人人各得其“位育”,那么人類全部的“位育”是不求自至的。4]

  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民族如何正確處理我他、群己、動靜的關系,適應、利用和改造內外環境,尋求其恰當的定位和最適宜的發展道路,以求得不斷的創新和發展,這就是“位育”思想的基本內涵。“位育”與潘先生的人文生物思想具有一致性,通過“位育”論,他力圖把人類文明中中國的和西方的認識貫通起來,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念聯系起來,將這一思想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解釋和解決問題。

  培育人格健全的通才

  當我們還為半個多世紀的專業化教育之路所造成的國民人文素質的積弱而感嘆,當我們還在為教育界的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大師的“錢學森難題”而一籌莫展時,也許,驀然回首的一刻,我們會發現早有一位智者給我們做出了解答,他就是潘先生,——最早發現專業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教育思想家之一。培育人格健全的通才,是潘先生為當代教育界留下的寶貴思想遺產和祛弊良方。

  潘先生認為“教育的理想是在發展整個的人格。”而“人格有三方面,一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通性,二是此人所以異于彼人的個性,三是男女的性別。健全的教育是三方面都得充分顧到的,如果舍男女之別不論,則須兼籌并顧的尚有兩方面。個人的先天性格盡管不免有所偏倚,教育的鵠的則不能不力求通性與個性的平衡發展。通性是通才教育的對象,而個性是專才教育的對象;一個人應當受的教育是一個通專并重的教育,以至于‘通’稍稍至于‘專’的教育,因為歸根結蒂,我們必須承認,做人之道重于做事之道,生命的范圍大于事業的范圍。”[5]

  潘先生批判了大學專業化教育的弊端,指出大學教育的不健全在于通識教育不足甚至極端缺乏,導致了兩個方面的后果:一是人格發展的畸形化,妨礙個人的成長;二是導致人的偏蔽,對于個人的學術知識、對現實生活缺乏整體性的認識,妨礙其事業的發展。[6]

  潘先生強調通識教育對人生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要否定專識教育,他認為專識教育也非常重要,但要建立在良好的通識教育之上才能獲得理想的效果。他曾指出:“專門教育固屬重要,但專門教育必須建筑在良好的普通教育之上,才不至于發生流弊。一個人的普通教育的底子沒有打好,而貿然接受一種專科的訓練,他對于這一項專科,也許因為年限較長,用心較久,可以有很多的貢獻。……不過他一出本行,一離開他的熟門熟路,這些法寶的效力就減低了,至于減低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在本行中專精的程度與夫對于別行及一般學術思想的不通的程度了。”[7] 他認為,普通教育是要打造一個共同的基礎從而使人們之間合作的傾向增加。如果過早地把學生納入一個狹窄的專業范圍之內,就不僅不能顧及人的共性,還會扼殺人的個性。這樣的人只能是一個畸形的、殘缺的、不健全的人。而且,大學也遠不是教育的全部,對“專才”的培養另有機構和途徑。潘先生指出: “大學雖重要,究不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雖為大學應有之任務,而造就專才則固別有機構在。一曰大學之研究院。學子即成通才,而于學問之某一部門,有特殊之興趣與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將以研究為長期或終身事業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曰高級之專門學校。藝術之天分特高,而審美之興趣特厚者可入藝術學校,軀干剛勁、動作活潑、技術之智能強,而理論之興趣較薄者可入技術學校。三曰社會事業本身之訓練。事業人才之造就,由于學識者半,由于經驗者亦半,而經驗之重要且在學識之上,尤以社會方面之事業人才所謂經濟長才者為甚。尤以在今日大學教育下所能產生之此種人才為甚。”[8]大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通才,即使是大學的文、理、法等學院培養的也是這些方面的通才,而不是僅限于養成一批高等匠人,唯有這樣,他們才可以在自己的領域游刃有余,并適應當時國家的需要。

  潘先生認為中國近代教育中的德、智、體的劃分不能涵蓋教育的全部內容, 曾經留學美國的潘先生發現西方社會的教育旨趣有六個方面:即關于健康的、關于財富的、關于道德和宗教的、關于美的欣賞的、關于智識的探求的、關于政治和人我交際的。受此啟發和影響,潘先生將教育歸納為德、智、體、美、群、富等“六育”。在這“六育”中,對于群育、富育,潘先生這樣解釋:群育就是培養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能力,富育就是培養吃飯的能力,其實就相當于職業教育。這六個方面不是割裂的,它們在教育上是整體,要求各方面協調發展。

  針對當時大學教育存在的問題,潘先生提出了通識教育具體的實施途徑。他認為,應該延緩分院系的時間,而且要在第一學年中增設“通論”類的課程,如“自然科學通論”、“社會科學通論”、“文化概論”、“宇宙與人生”等課程。“大學教育的年限應該延展,至少應有五年,前三年為普通教育或通識教育,后兩年才分系而成專門教育。”[9] 他建議大學工學院應該增加有關通識的課程,而減少專攻技術的課程,為工科的學生開設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等人文科學。他還主張減少上課時間,讓老師和同學有更多的時間可以自行安排。在課程設置上,潘先生主張應特別注重人文學科,并“特設一種閱覽室,專列有關人類與民族文化的典型作品,供學生自由取閱”。此外,他還主張學生高中畢業以后應該有一段時間是完全脫離學校的,甚至于離開日常的社會,這使他們有機會去尋找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途徑。潘先生的通才教育思想并不只是針對高等教育的,他認為小學和中學同樣也應該實行通識教育。

  鑒于“人的教育”是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單獨施教的統一體,是價值意識教育的整體,因此,潘先生特別看重教師的言傳身教,看重教師的表率作用。他提出要慎擇師資,選擇教師不僅要看他的學識多少,學問深淺,更重要的是他的學識對他個人的日常生活已經發生了多少良好的影響,所謂學識與個人操守之間是否是貫通的,也就是教師在言語舉止、工作作風上表現出的氣質風度。

  潘先生在教育問題上的種種主張,其實概括成一句話就是: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做一個“人”。他明確提出“教育必須以每一個人為目的,必須在每一個人身上著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個完善的人,而不是制造出僅僅能夠利用技術的專家或是匠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進到一個“至善”的境界,成為“完人”。

  潘光旦先生人文教育思想對當代教育的啟示

  潘先生是一位學者,但他不是僅僅拘守書齋、皓首窮經的讀書人,而是處處牽掛著和人生休戚相關的實際問題。他對優生學情有獨鐘,但又遠遠超過了它的范疇,畢生縈懷著中華民族在人類進化歷史中的“位育”問題。他一貫主張“去蔽”和“會通”,把完整的人作為研究目標,始終以人為其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這些思想都會對當代教育事業的發展有所啟發,引導我們的教育不斷進步。

  “位育”之道告訴我們,教育要適應時代的發展,要適應其所存在的社會環境。在當今信息日益膨脹的時代背景下,教育要對自身進行反思,要積極地對自身不符合時代要求的部分進行改造,要從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出發,尋求一條既能順應世界范圍內教育發展大趨勢,又能符合自身特性的中和位育之路。

  借鑒潘先生的通識教育思想,反思我們今天的教育,我們不難發現問題的關鍵就是忽略了教育應是人的教育這一根本。近現代的教育重智育輕德育,重點突出了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的訓練和培養,但“做人”方面的教育明顯被削弱。開放的中國為趕超世界發達國家正大力加快經濟建設,社會對人才的需要迫在眉睫。然而“成才”須先“成人”,本末是不應倒置的。而今天的教育,恰恰是成人與成才本末倒置。我們對教育不能僅僅理解為傳授知識、培養能力,而且還應理解為教人做人、教人做一個會與人友好相處的,對人民、對社會有用的健全的人,教育的作用歸根結底是塑造一個完整的、全面發展的人。因此我覺得我們應吸取前輩的思想精髓,不只停留在口頭上而是行動上。我們現在正在推行的素質教育,就是在對歷史和現實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為糾正現行教育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種新的教育理念。我們殷切希望素質教育能真正成為以“做人”為中心的教育,能真正成為促進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教育。

  [尾注]

  [1]潘光旦。尋求中國人位育之道——潘先生文選[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

  [2][3] [4]潘乃穆。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誕辰紀念[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5][6]潘光旦。潘光旦教育文存[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7][8][9] 潘乃谷, 潘乃和﹒潘光旦選集 [M] ﹒光明日報出版社, 1999﹒

  



 
Tag: 補習 |
上門補習 |
補習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