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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新聞

補習 - 政府出手 破解民辦教育之“困”_655


政府出手 破解民辦教育之“困”


政府出手 破解民辦教育之“困” -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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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曾在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頒布實施之際撰文指出:“民辦教育的春天已經到來。”如今,近8年過去,民辦教育的春天來臨了嗎?

  走訪一些民辦教育學校,從大學到高中、初中,高職、中職,直至小學與幼兒園,香港補習城發現,盡管民辦教育促進法的頒布與實施,為促進民辦教育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導原則與依據,但是,現實中束縛民辦學校發展的一些困難與枷鎖尚未完全去除。

  值得注意的是,較之2003年之前民辦學校良莠不齊的狀況不同,如今生存并發展壯大的民辦學校均為“大浪淘沙”過后的佼佼者,也就是說,現如今的民辦教育已不是簡單地作為公辦教育的補充,而是已經成為具有自身特色和定位,可以豐富教育形式、促進我國教育事業繁榮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因此,當下,關注與探討民辦教育之“困”,是立足于我國教育事業的整體,立足于讓優秀的民辦學校為我國的教育事業貢獻更大的力量。

  破解困擾民辦教育發展,有一個角色是始終不能缺位的,那就是政府的力量。

  1.

  航空母艦的消失

  折射“資金之困”

  ——呼喚政府給予民辦教育發展以制度保障

  【事件】

  上世紀80 年代初,一批民辦學校在我國興起。近20年來,以被喻為“航空母艦”的北方某教育集團的消失為代表,這批民辦學校中有許多已逐漸退出了人們的視野。以陜西省為例,該省曾發生一天之內14所民辦高等教育機構被撤銷辦學資格的事件,有數據統計,10年多的時間內,陜西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幾乎減少了2/3。

  “資金之困”,一直是伴隨民辦學校的大問題。廈門大學曾對39所民辦高校進行調研。39所民辦高校中,學費收入占學校總收入100%的高達14 所,占90%的有9所,占80%的有8所,三項合計31所,占被調查學校總數的80%。也就是說,民辦學校的全部經費來源幾乎都為學生所繳納的學費。

  湖南涉外經濟學院民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楊煒長指出,從政府在公益事業中應承擔的責任和能力原則以及受益原則出發,政府對民辦高等教育事業給予一定的財政資助是責無旁貸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及其“實施條例”均明確規定政府對民辦高校財政資助的義務。然而,在現實辦學實踐中,經費資助幾乎與民辦高校無緣。同時,民辦高校因為其“利用國家非財政性收入辦學”而不可能依《關于教育稅收政策的通知》而被納入“預算內管理”,也不能被納入“預算外的資金專戶管理”,即使是從事學歷教育的學校也還要繳納企業所得稅;在土地征用免收土地出讓金,減免、免征校舍配套費用,減免工程招標費、用水用電、通訊及相應建設項目、服務性和經營性收費減免等,都不能與公辦學校一視同仁。為此,我國民辦教育支付了巨大的成本。

  面對“資金”這個關系民辦教育生存發展的關鍵問題,很多專家呼吁,希望國家能夠在財政上予以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以同一標準。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長胡衛曾指出,要對現行的民辦教育稅收政策進行梳理,根據民辦學校的發展現狀及學校特點,制訂合理的稅收政策,明確各類民辦學校的稅收優惠政策的范圍,以使稅務部門在征稅時有法可依,也使民辦學校明確自己在稅收方面的權利和義務,更好地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另外,迫切需要建立科學的民辦學校財務會計制度。科學的民辦學校財務會計制度既有利于稅務部門加強民辦學校的財務監督,也有利于民辦學校稅收優惠政策的落實,還可避免國家稅賦的流失,從而保障民辦學校的長遠發展。

  2.

  合理回報不敢要

  折射“定位之困”

  ——呼喚政府推進民辦學校平等待遇的落實

  【事件】

  2005年,在北京市組織換發新的民辦學校辦學許可證過程中反映出這樣一個傾向:大多數民辦學校都選擇了“不要求合理回報”。這種情況, 使得“合理回報”處于比較微妙的境地。本來“合理回報”是民辦教育促進法制定中的一個焦點, 也是一個亮點。國家立法的本意,是為了吸引更多民間資金投資教育,鼓勵舉辦者按照公開的游戲規則運作,取得相應的回報。大多數學校卻選擇了“不要求合理回報”。這說明了什么呢?是當今民辦學校的出資人和舉辦者都甘愿捐贈辦學, 還是關于“合理回報”的規定多余、不符合現實情況呢?

  有專家分析指出,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中,對民辦學校取得“合理回報”的程序作了比較詳盡的規定:先是在學校章程中載明“要求合理回報”,然后“向社會公布與其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有關的材料和財務狀況”;再將學校的決定和向社會公布的有關材料、財務狀況報審批機關備案。同時,依照《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啟用〈民辦學校辦學許可證〉有關問題的通知》精神,“出資者要求取得合理回報的,須在辦學許可證副本中注明‘要求取得合理回報’”。這其中,有爭議的是“向社會公布與其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有關的材料和財務狀況”,還要在辦學許可證上貼上一個特別的“標簽”,標明“要求取得合理回報”。很多學校擔心,一旦貼上這個“標簽”,就會被理解為以營利為目的,從而影響招生。

  廈門大學社科部副教授張隨剛指出,其實這個問題背后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我們國家尚未建立合理的民辦學校法人制度:日本和韓國都建立了學校法人制度,私立學校由作為社會公益法人的學校法人設立。日本所有關于私立學校的立法都強調了辦學者的公益性經費投入。辦學者出資辦學屬于捐款行為,該行為具有顯著的公益性色彩。因此,其行為本身必須排除牟利意圖,并且, 國家嚴格審查其捐款行為的法律依據,并非辦學者自愿出資即可。在歐美, 私立高校一般被分成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兩類。對于營利性學校的設立, 要求其按照營利法人登記, 同企業公司一樣要照章納稅, 不享受用地、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舉辦者擁有學校財產的所有權和收益權。如美國就有大量的營利性私立高校存在。

  張隨剛指出,目前, 由于我國民間資本尚不雄厚, 更缺乏實力雄厚的各種公益性的社會基金和大量類似國外教會的慈善組織, 政府也無力給民辦高校很多的資金支持。所以,單純依靠民間捐資辦學來發展民辦高等教育顯然是極不現實的。我國民辦高等教育要獲得大發展,在積極鼓勵社會力量捐資辦學的同時,還需要積極鼓勵社會力量投資辦學, 并給予明確規定。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根本的解決,去談如何取得合理回報只能是一種奢望,或許還會出現“給了回報也不敢要”的現象。

  遼寧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任紅也撰文指出,采取積極措施推進民辦學校平等待遇的落實,有賴于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調配合,有賴于各級政府及其官員對教育現代化發展中民辦教育地位作用的真正理解,以及依法、理性、有效的行政。要創新管理機制與服務理念,對市場經濟背景下出現的問題用改革的思維和方式進行處理,避免沿用對公辦學校的管理模式來規范民辦教育的問題,如對涉及民辦學校切身利益的用地、稅收、收費、招生問題, 體現在待遇上要與公辦學校平等,而在方式上,不應該完全套用針對公辦學校的政策。對待民辦學校的收費問題,應當考慮民辦學校的辦學特點,按照補償成本原則,適當考慮兼顧學校發展以及是否要求取得合理回報等因素核定收費標準。

  3.

  生源危機的頻發

  折射“聲譽之困”

  ——呼喚政府加強對民辦學校的有效監管

  【事件】

  2006 年9 月新學年伊始, 某民辦學校發生了一起涉及上千名學生的“集體退學”風波。當來自全國10 多個省份的1000多名學生到該學院上學時, 發現眼前的學校與招生簡章所說完全不符: 發假錄取通知書、蓋假公章、簽假合同、頒假畢業證……感覺受騙的學生要求集體退學。同一年, 東南某省一民辦職業技術院校發生了更大的學生鬧事事件。事件發生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該學校實際招收的學生大大地超過了教育部下達給該校的統招專科計劃人數, 最后有許多學生因拿不到國家承認的畢業證書而集體抗議。

  近年來民辦學校中暴露出來的許多問題, 很大程度上與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管理不規范有關。胡衛指出,有些地方政府為了迅速擴大民辦學校數量規模, 默許一些民辦學校擅自突破計劃招生數額,盲目擴大招生規模。這種狀況不但使民辦高校的師資隊伍建設難以為繼,生源質量得不到保證,直接影響了學校的辦學質量;而且使得政府的管理權威受到挑戰,使得對民辦學校的規范形同虛設。其實,如果嚴格設置程序,嚴把民辦學校舉辦者的準入關,讓具有法人資格的機構、有教育背景、資金充足的法人團體來舉辦民辦學校, 許多問題完全可避免。

  “政府一定不能缺位”。有專家強調,規范辦學行為,保證辦學質量,政府必須切實承擔起監管的使命。面對形形色色的廣告,學生以及家長沒有渠道判斷學校的辦學質量究竟如何,政府對其有效的質量監管是學生和家長唯一可以相信和倚靠的。因此,政府要加強對民辦教育的宏觀調控,加強對民辦學校的辦學層次、辦學結構、辦學布局等方面的方向引導,使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更好地為當地的經濟建設服務。同時,還要做好對民辦學校辦學質量的監管工作。可以通過評選國家級示范民辦學校, 樹立優質民辦學校的典型,引導、帶動我國民辦學校的健康發展。還可借鑒美國經驗, 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門通過授權,將民辦學校的質量評估職能委托給民辦教育行業協會或其他社會中介組織, 教育部對中介組織提供的考核與評估結果經過復核之后向社會公開,并由此作為政府資助和社會支持的主要依據。以鼓勵和鞭策更多的民辦學校依法辦學、高質量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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