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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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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black>仁者 師者之典范 牟鐘鑒教授</font>


仁者 師者之典范 牟鐘鑒教授 -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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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鐘鑒教授,是我國哲學史和宗教學史領域卓有建樹的著名中國哲學史家和宗教學史家之一,他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跋涉了近半個世紀,是當代中國宗教學的開拓者和探索者。多年來他對中國原始宗教、宗法性傳統宗教、中國宗教與中國文化,以及儒家、道家等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寫下了《中國宗教與文化》、《中國道教》、《中國宗教通史》、《中國精神》、《儒家價值的新探索》等專著十余部,主持或參與主持了多項國家或省部級項目,發表學術論文280余篇。他是一位博學深思、功力深厚、學風嚴謹的學者;是一位富于創造性,海納百川,從善如流,沒有門派偏見的思想者;是一位對人樸實謙和,對事業執著勤勉,對學生關心愛護的仁者、長者、師者。至今,他仍然活躍在自己研究領域的學術前沿。

  宗教學理論的建樹者

  牟鐘鑒教授是山東煙臺人,1939年5月出生。少年的牟鐘鑒,受父母影響較大。他的父親是當時民間的儒者,喜歡孔盂之道。父親"仁者愛人"的思想較早在牟鐘鑒幼小的心靈里埋了了根。他的母親出身大家閨秀,待人以禮、濟人于困的賢淑之風深深影響著他。

  少年的牟鐘鑒,是一個敏于好學的孩子。小學畢業后就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始創于清同治五年具有優良傳統的煙臺二中。中學時代的牟鐘鑒在老師的引導下像海綿一樣吸取著知識的營養。他對文科比較感興趣,大量閱讀了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在學習過程中,知道了"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和總結之后,便深深地迷上了哲學,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那喜歡思考的個性在哲學的園地里找到了放飛的藍天。

  勤學好問的牟鐘鑒于1957年從煙臺二中畢業之后,如己所愿順利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1962年又考取了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專業研究生。直至1966年4月,正式分配工作前,他在北大度過了8年半的青春歲月。在北大八年多的時間里,讀哲學原著,選自己感興趣的課,聽高水平的講座,接受大師的熏陶,可以說是牟鐘鑒大學生活的全部,這為他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時的北大哲學系聚集著很多有影響的中外哲學史名家,如馮友蘭,湯用彤,張倚年,任繼愈、朱伯昆等。牟鐘鑒考上研究生以后,作為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的馮友先生是他總的指導教師。牟鐘鑒教授曾回憶說,馮先生對他的學術思想影響及其治學方面是很大的,乃至是終生的。如在治學萬面,馮友蘭先生認為做學問首先是要態度端正,方法得當,文獻資料和理論思考要相結合;耍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不可急躁。其次是涵泳其中,先品后評,坐下來讀書,耍按照古代哲學家的思路去想一遍,得其真義,然后再作評論,不要一知半解就作裁決。牟鐘鑒先生回憶說,馮先生這個說法與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中所說的研究佛教史要有"同情之默應"、"心性之體會"如出一轍。在研究生學習中,他的研究生論文是由任繼愈先生具體指導的。任繼愈先生的指導風格是,論文寫作耍注重文獻資料的收集與考辨,重視理論的提煉和哲學的思考,以論帶史,以史促論,兩者不可偏廢。"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這些大師的教誨和熏陶,是牟鐘鑒教授后來治學的堅實基礎。

  牟鐘鑒畢業后在研究中國哲學之時,對宗教理論和宗教歷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逐漸認識到原始宗教是中國哲學的土壤,儒、佛、道是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他感到,若不對中國歷史上的宗教有所了解,那么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就無從談起。于是他對宗教研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時間用于宗教文化的歷史研究。

  牟鐘鑒不是宗教信徒,而是無神論者。1965年在讀研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一位有四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了。雖然自己不信教,但對別人信教以及宗教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有濃厚興趣。中國和世界各民族歷史上的宗教,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形式和社會上層建筑,一直對社會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個方面發揮著深刻的影響。歷史上,宗教是人類社會各種文化形態的神圣之源,中國的政治史、經濟史、哲學史、藝術史、民族史、民俗史、科學史、道德史以及中外交流史,無一不與中國宗教史血肉相連,所以要真正了解中國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就不能不了解中國宗教史。但中國宗教史的研究起步較晚。基于宗教"鴉片基石論"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宗教研究成為一片或被人忽視,或不敢觸及的盲區。牟鐘鑒就是要以一種客觀的理性態度對宗教問題進行研究,深刻闡述其歷史流變。

  牟鐘鑒認為,宗教"鴉片基石論"只看到其消極方面,沒有看到積極方面。宗教具有心理調適、道德教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即便在科技高奏凱歌的今天,人的生死問題以及命運的不確定性仍然沒有解決,宗教有存在的空間。牟鐘鑒教授認識到,宗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是一種文化形態,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在"宗教取代論"的一片聲浪中,他力倡宗教是一種文化,這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宗教學在中國能夠迅速發展起來,并成為顯學,這與牟鐘鑒的辛勤研究和大膽呼吁是分不開的。

  真正標志牟鐘鑒從中國哲學進入宗教學研究領域,是80年代前期呂大吉教授主持《宗教學通論》寫作時,約他所撰寫的"中國歷史上的宗教"一章。在這篇文章里,他用四萬字的篇幅粗線條地勾勒出中國宗教數千年的發展輪廓,由此引發進入中國宗教通史的思考和研究,一發而不可收拾。

  1987年底牟鐘鑒接受了《中華文明史》中"中國宗教史"分科主編兼作者的任務,與張踐教授合作,二人用了近五年的時間完成了《中華文明史》"中國宗教史"的部分,約五十萬字。在撰寫《中華文明史》期間,牟鐘鑒與張踐教授申報了一項關于中國宗教信仰與傳統文化的研究課題,得到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這一課題的最后成果便是一部獨立的《中國宗教通史》。該書前后歷時九載,增刪數次,其寫作過程,費時耗神,倍嘗艱辛。基于此書的宗教種類的廣博性、敘述的整體性和理論的開創性,2003年《中國宗教通史》榮獲教育部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宗教類一等獎。

  中國宗教史的開拓者

  牟鐘鑒教授梳理、闡明了中國宗教發展的歷史特點,提出了"宗法性傳統宗教"、"中國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等創新性學術見解。

  在《中國宗教通史》中,牟鐘鑒教授深入地梳理了中國宗教發展的歷史特點。他認為,中國宗法性傳統宗教具有連續存在和發展的特點。原始崇拜與氏族組織相結合,這是世界范圍原始宗教的共性,但當氏族社會解體,以地域區劃為基礎的貴族等級社會建立后,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原始宗教也隨之消亡。中國則不然,私有制社會形成后,利用了原有的氏族血緣關系,建立以男性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等級社會,而宗法制經歷了與政治體制整體結合、部分結合 、重心下移 兒個發展階段,一直延續到民國前夕。這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原始宗教被古代國家創生型宗教所取代不同,具有連續發展的特點。因為中國歷史上長期實行君主專制制度,國家為君王一家一姓所有,皇權是至高無上的,尊君的觀念至深至固。牟教授指出,在這種政治文化傳統下,一切宗教組織都必須依附于皇權,為皇權服務,絕不允許出現教權高于皇權的局面,因而皇權始終支配教權。

  牟鐘鑒深刻分析了中國人的信仰存在的三重結構:官方信仰、學者信仰、比間信仰。這三大群體的信仰彼此貫通,又各自相對獨立,甚至出現脫節,因此很難用一個簡單的判斷來概括全體中國人的信仰特征。因此,不可說中國人普遍有宗教信仰,亦不可說中國人缺乏宗教信仰,只能說士階層偏重于哲學,下層民眾偏重于宗教,這種情況在西萬是看不到的,這是中國人信仰的特點。

  通過對宗教史的梳理,牟鐘鑒提出了"宗法性傳統宗教"這一概念,認為這是自古以來,中國所具有的帶全民性的基礎性的信仰。宗法性傳統宗教,以祭天祭祖祭社棱為核心,以郊社宗廟制度為規制,以敬天尊祖為主信仰,是中華民族上下幾千年一以貫之的"正宗大教",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性信仰,各種外來宗教都得順化于這種信仰萬能在中國歷史上立下自己的腳跟。他代表性的著作《中國宗教通史》全面貫徹了這個思路,把"宗法性傳統宗教"作為理解中國宗教的主軸,并以此來處理它和儒家、道家的關系以及它和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的關系。

  在綜合分析中國宗教演化的具體情況之后,牟鐘鑒教授揭示了中國宗教演化的多元通和模式。他認為,中華民族的民族格局是多元一體的,它的宗教文化是多元通和的。從發生到發展,其文化基因即包含著多元性、和諧性、主體性、連續性、包容性、開放性。這樣一種模式在世界文明大國中是獨一無二的。他認為,中國多元開放的理念形成了兼收并蓄的傳統,中國社會對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外來宗教,都相當寬容;各種宗教及其分支教派都能夠在這片土地上正常存在和發展,相互和平共處,人們可以兼信兩教或三教,這種事情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民族宗教學的創建者

  隨著社會的發展,民族和宗教問題越來越突出,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更多地交織在一起。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妥善處理民族與宗教顯得特別重要,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新的形勢下,牟鐘鑒教授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為此,他主持中央民族大學"985工程"當代重大民族宗教問題研究課題,其目的在于創建民族宗教學學科,通過研究為解決民族與宗教問題奉獻自己的力量。

  民族學與宗教學以前是結合在一起的,民國時期西方民族學開始傳入中國。但當時的學者只引進了民族學,而未能引進宗教學,使宗教學在中國的正式興起,晚了半個多世紀。由于缺乏宗教學的研究,中國的民族學的健全發展也受到嚴重影響。如今,民族學和宗教學都已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頗有生氣的學科,這兩門學科經過相對獨立的發展,在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氛圍中相遇了,這兩門學科橫向聯絡、攜手發展的時機成熟了。牟鐘鑒教授認為,耍抓住這一大好時機,積極加強民族宗教學學科創建研究。

  通過精心研究,牟鐘鑒撰文指出,民族宗教學是民族學和宗教學的交又學科,其宗旨是從理論上考察和闡釋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而重心是探討宗教在民族文化和民族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宗教學的一個分支。他為了建設好民族宗教學,作為宗教學學科學術帶頭人,在他的帶領下,己經形成了一個包括老中青學者在內的研究隊伍,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合作非常愉快,并已在刊物上發表不少論文,學科建設己具雛形。

  傳統文化的闡揚者

  雖然牟鐘鑒教授目前的主攻方向是宗教學,但他對傳統文化的研究造詣很深。牟鐘鑒現在是國際儒聯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栓釋、繼承、弘揚傳統文化,成為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一項重要工作。在《走近中國精神》、《儒家價值的新探索》等專著和論文中,對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提出了重建新仁學——仁愛通和之學的思想,認為這個新仁學"以愛為基調,以生為目標,以道為方法,以誠為保證"。他把儒學總結為:"以仁為體,以和為用;以生為本,以誠為魂;以道為基,以通為路"。關注生命、講求和諧、注重道德是新儒學或者說是儒學在新時代依舊熠熠生輝的價值追求。

  馮友蘭先生是公認的當代中國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作為自己的導師,牟鐘鑒對馮先生非常敬佩。馮友蘭的那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對聯對他影響很大,認為這既是一種治學方法,又是一種人生態度。對傳統文化的闡釋,也在于"輔新命",滿足當代和未來的需要。牟鐘鑒還對馮友蘭現象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撰寫了如《馮友蘭晚年的自我反省與突破》,《試論馮友蘭現象》等文章。牟鐘鑒教授還將馮先生的精神發揚光大,他在學術研討會和大學講學都極力闡釋傳統文化的魁力和價值。如,在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主辦的2006國際儒學論壇"儒家思想與跨文化交流"會上發表了《是天下一家,還是弱肉強食——儒家天下觀的當代意義》,還多次到受有關部門和單位的邀請,就孟子、老子、莊子等專題進行了學術演講。

  仁者、長者和師者的風范

  教學和科研是大學教師的兩項主要工作,在牟鐘鑒教授眼里,教學永遠是擺在首位的。多培養后起之秀,科研才會有持續的推動力,這是他一貫堅持的主張。牟鐘鑒還認為,教師這個職業有美好的師生感情,這是其他的職業所沒有的。正因為他把教學看得重于一切,也就把學生擺在最重要的位置。牟鐘鑒從不落課,即使有事無法按時上課也要調課。直到現在還一直給本科生帶課。在他看來,作為一名教師,傳道、授業、解惑固然重要,但更根本的是要有愛心和責任感。他常常說,學生離開家鄉到北京求學,老師應該把他們看成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民族大學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民族地區甚至偏遠地區,能到北京非常不容易,更應該得到老師的幫助、關心和愛護。曾有兩名博士生在做畢業論文時,發生經費困難,牟鐘鑒就想方設法幫助他們籌措和資助。作為導師,也嚴守為師的本分,從不以個人的私事占用學生的寶貴的學習時間。這種關心和愛護,體現在對學生的尊重,課堂上牟鐘鑒在聽學生發言時,都會用心把學生的發言一一記錄下來,并逐個進行點評。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讓每個學生感動不已,對學生的尊重就是很好的鼓勵。與他交往的同學都感到,牟鐘鑒和學生沒有距離,讓人覺得很親切。

  牟鐘鑒一萬面對學生非常關心和愛護,另一方面對學生要求很高很嚴,原則性很強。他要求學生,要健全自己的人格,德智體兼修,才能成就一番事業,有益于人生和社會;豐富自己的學養,出入百家,融會中西,數典不忘祖,開拓必出新;堅定自己的意志,順境固可助我之進取,逆境亦可煉我之心性/增加生命的彈性和韌性;擴充自己的心胸,見賢思齊,平等待人。他常對學生說:"做人要堅守道德底線,決不喪失尊嚴去換取名利。做事要量力而行,辭所不能而受所能。為學要日積月累,不要投機取巧粗制濫造。"

  作為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的學科帶頭人和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牟鐘鑒先生從來沒有居功自傲。和牟鐘鑒先生交往過的人,都感到他是一位謙和可親、睿智儒雅的仁者。牟鐘鑒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具有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互相勉勵,互相幫助,合作得非常愉快。他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只有聯合起來才能筑起長城,互補就會成就事業,相輕則只能是自耗能量。

  一位在讀博士生在談到牟鐘鑒教授時,他說:"牟老師是我心目中的仁者、長者、師者,他不僅是我們學術上的導師,也是我們做人上的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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