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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 - 專家稱國家應該為年輕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單_補習

專家稱國家應該為年輕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單

專家稱國家應該為年輕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單 -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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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社會心理的成長,和人的心理是一樣的,不可能永遠都是順境。一個人要是長期不生病,一旦生病可能就是大病。一個社會也需要挫折教育。現在很多事情都是探索性的。作為執政黨,你要讓民眾知道,探索過程中不能要求什么都是正確的。要求一切正確是革命黨的思路。當然,政府也要有高度的靈敏性,建立起應急和自我保護的機制。一旦出現問題,要能緊急反應,而不是簡單地阻止問題的發生。   在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高發的今天,如何進行社會管理創新,正成為當前中國各界關注和思考的核心問題。   “一切社會危機都可視為心理危機,社會管理創新的關鍵在于打造有力的信仰。”在眾多試圖尋找社會管理創新路徑的學者中,浙江省政治學會副會長、浙江海洋學院黨委副書記黃建鋼教授的觀點,顯得格外新穎而深刻。   《群體心態論》、《經濟政治學》、《論公共社會》……近年來,黃建鋼教授每一本著作,都在社會上引發較大反響。曾有媒體這樣評價——“每每他推出的新觀點總有些出人意外,但你細細琢磨之后,那里面不僅透露出敢為人先的勇氣,而且是蘊含智慧的學理分析與切中時弊的大膽建言。”   日前,黃建鋼教授赴京開會,中國青年報香港補習城與他進行了長達3個多小時的深入交流。交流中,他向香港補習城詳細闡述了他的群體心態理論、公共社會理論的核心思想,并運用這些理論,對當前中國社會進行了一次深入剖析。   “一切社會危機都可視為心理危機”   中國青年報:據我所知,您研究群體心態問題已有20多年了,當年您在北大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群體心態與“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為什么選擇并一直堅持這個研究角度?   黃建鋼:我開始研究群體心態,與我當年在北大的工作經歷有關。我在北大工作了18年,有15年都在做學生工作。上個世紀80年代,通過對學生進行的問卷調查,我發現,問卷調查的結果總是與學生們的實際行為存在很大差距。   在我試圖解釋這個差距的時候,弗洛伊德關于群體心理的理論對我啟發很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我們的問卷結果只是當時大學生主觀意識的反映,大學生在填寫時,把我們的問卷當成了試卷,只想著怎樣回答才是“正確”的。而當我們把調查結果作為大學生想法的客觀反映并用來預測其實際行為時,就會出現較大的偏差。   這次小試牛刀之后,我便一直堅持用群體心態的視角來觀察、研究社會問題。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也日漸發現,群體心態的視角對于理解、解決當前很多社會問題具有獨特的價值。   中國青年報:有什么價值?   黃建鋼:一切社會危機都由心理引起,都可以視為心理危機。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龐就提出,很多社會極端事件中都有著群體心理作用的痕跡。群體心理就像汽油,有著一點就燃的性質。在群體中,個體的理性往往會被群體的非理性所裹挾,使每個個體心理都陷入煩躁和急躁的狀態,使很多事件發生“化學式”的反應。   中國青年報:具體一點兒,您怎么看當前社會的心理危機?   黃建鋼:在我看來,當前社會最大的心理危機,就是信仰危機。具體表現在:人們日常生活當中沒有標準,社會運行當中沒有方向,關鍵時刻沒有選擇。打個比方,當生命處于極端危險的境況,你會相信誰來救你?有人會想到耶穌或菩薩,而許多人可能誰都想不到,只能等死,心理就會很煩躁。像日本“3·11”地震后發生在國內的“搶鹽風潮”,身邊不少人勸我也去,我就說不可能沒有鹽。但很多人什么都不信,覺得只能靠自己,于是就去搶鹽。   心理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社會的信任危機——“老百姓”正變成“老不信”,“老不信”的范圍還在不斷擴大,程度也逐漸加深。當信任危機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危險的發生也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當下社會的分化與沖突,并未阻礙人們公共意識的形成”   中國青年報:您2009年出版的《論公共社會》一書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我們感覺,公共社會更像是一個理想中的“桃花源”,是這樣嗎?   黃建鋼:公共社會已經存在。新中國的前30年,實際上已經是公共社會,只不過比較低層次。從黨的十七大開始,特別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社會原則上又在恢復改革開放之前的很多東西。比如社會保障、民生問題等。從這個角度看,公共社會在現實社會已經存在。但大家還缺少公共意識,這還需要一個過程。   中國青年報:當下正是社會矛盾和沖突集中爆發的時期,在這種形勢下,要想培育出人們的公共意識,可能性有多大?   黃建鋼:拿原子彈和氫彈來說,原子彈是“裂變”,氫彈是“聚變”,方向正好相反。氫彈的研制一定是在原子彈之后進行。你們現在看到的就是“裂變”,是社會的矛盾和分化,而分化的同時又會有一個凝聚的反作用力,最終會形成“聚變”。   當下社會的分化與沖突,并未阻礙人們公共意識的形成,甚至會起到促進作用。人們越來越關注某些公共問題,例如民主問題、官員腐敗問題、收入差距問題等,這就是公共心理的集聚。政府一定要非常重視公共心理基礎的建設。如果政府不重視這一塊,讓它自由地集聚,就很容易出問題。   中國青年報:政府應該怎么做?   黃建鋼:政府要做的事包括三方面:第一是物質上的公共基礎設施;第二是制度層面的公共法律制度;第三是公共意識,這也是最重要的。   你看西方社會,他們有兩大公共意識:首先是宗教意識,他們把單純的宗教變成了社會的公共的宗教,這很關鍵,比如美國總統在就職時要手按《圣經》宣誓;第二是國家意識,他們使國家意識的范圍從政府走向了社會。   中國青年報:我們國家的公共意識正處于什么水平?   黃建鋼:我們的公共意識發展還不很充分。公共意識一般來源于信仰和國家意識。就宗教信仰來說,我們國家主張“無神論”,近來更逐漸演變成為“無信論”。“無神”和“無信”不是一回事,“無信”就是什么都不信了。信仰缺失的本質是價值缺失,價值缺失進而會引起標準的缺失。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有效的標準,只追求個人利益時,這個社會就會出問題。   就國家意識來說,建國初期我們作為新中國的國家意識比較強,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個性、個人利益、個人領域的發展得到鼓勵,國家意識近年來也出現淡化的趨勢。   毛主席說過,意識形態的東西,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信仰領域也一樣,人總是要有所信的,信仰不可能出現空白。與其讓人們饑不擇食、救命稻草隨便抓,還不如打造有力的信仰,這才是社會管理創新的關鍵。   中國青年報:眼下大家經常會講到“信念”。“信念”是不是“信仰”?   黃建鋼:信念,是當下的東西。信仰,要仰望未來。人們對待信念是現實與實用的態度,對待信仰是敬畏與崇敬的態度,二者不能同日而語。   “一個社會也需要挫折教育”   中國青年報:我們該如何看待當下發生的社會矛盾、挫折和困難?   黃建鋼:一個個人、民族和國家經歷的挫折越多,心理承受能力就越強。中國社會在經過60余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后,人們的社會心理承受能力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范圍和力量都增大了。   社會心理的成長,和人的心理是一樣的,不可能永遠都是順境。一個人要是長期不生病,一旦生病可能就是大病。一個社會也需要挫折教育,像發展中的困難、自然災害等,都是一種挫折教育。   現在很多事情都是探索性的。作為執政黨,你要讓民眾知道,探索過程中不能要求什么都是正確的。要求一切正確是革命黨的思路。當然,政府也要有高度的靈敏性,建立起應急和自我保護的機制。一旦出現問題,要能緊急反應,而不是簡單地阻止問題的發生。   中國青年報:但我們身邊很多人,一遇到問題就很焦慮,覺得社會都要崩潰了。要提高社會的心理承受能力,關鍵要做什么?   黃建鋼:其實我們現在面臨的形勢,比“文革”結束前好得不知道多少倍。但許多人覺得社會危險比那時候大,是為什么呢?因為近些年的發展,給大家灌輸了一種“私”的意識,什么都從自己出發去衡量,沒有宏觀考慮。   心理危機的解決需要心理管理,心理管理的最佳方法,就是讓社會不良情緒得到及時宣泄。很多社會沖突,都是由社會不良情緒集聚而生。與其讓不良情緒越積越危險,還不如提供日常的宣泄渠道,只有這樣,人們的心理才能回歸健康,社會才能回歸穩定。如何建立這樣的渠道,是考驗執政者執政能力的關鍵。   中國青年報:日常狀態,我們有哪些情緒宣泄渠道?   黃建鋼:眾多渠道中,體育的效果非常明顯。我們發展體育,就是要把專業體育、貴族體育變成大眾體育。大眾體育的特點,是公眾能親身參與或圍觀,實現情緒的疏導、激化和疏通,起到社會“安全閥”的作用。我們要打造一些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大眾體育賽事,并打造體育品牌,像籃球的NBA、足球的世界杯等。現代社會,你看一個城市是不是良性化運轉,就看那里的體育比賽有沒有人看。   當然,像電影大片、演唱會等,也能起到這樣的作用。還有以前的國慶游行,人們都很振奮,作為一種群體情緒的宣泄,是很有必要的。現在電視業很發達,但大家都宅著看,沒有群體的互動。應該鼓勵大家都去電影院,甚至免費去看。從社會穩定的角度,這個投入非常值得。如果你不給人們提供類似的機會,他就老有宣泄的需要,沖動壓抑越久,力量越大,一旦有了口子,就會四面八方匯聚在一起,就不可控了。   “國家應該為年輕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單”   中國青年報:您曾把中國青年分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的青年以理想主義為基調,后30年的青年以務實主義和功利主義為基調。您預計,后30年的青年仍將回歸理想主義。這似乎和很多人的實際感受不符。   黃建鋼:人類的發展是在兩個極端間擺動發展。我們前30年是理想的狀態,后30年是現實的狀態,之后30年又會回到理想的狀態。現在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只是很多人還沒意識到。   青年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群體,現代社會公共性的變化首先體現在青年身上。以網絡為例,網絡是當前最大、最充分、最自由的公共空間,網絡的主要參與者就是年輕人。現在年輕人在網上對公共事務的興趣和參與程度都非常高,說明了他們這方面的強烈需求。   中國青年報:但現在年輕人只在網上表現出一定的公共意識,回到具體的現實生活中,他們對公共事務則顯得比較冷漠,很少主動參與。這之間的矛盾又如何解釋?   黃建鋼:這兩種現象其實并不矛盾。現實的冷漠是“意識”的反映,網上的熱情則是“潛意識”的反映。當他們獨自面對著電腦屏幕,沒有周邊人的壓力時,他們的確有著參與公共事務的需求。正是因為年輕人有這種需求,他們在現實中對公共事務的冷漠并不意味著平靜,背后隱藏著巨大的情緒爆發的可能性。我們不應該只在虛擬狀態下滿足年輕人的需要,更要在現實生活中為他們提供渠道,疏導情緒。   當然,說年輕人在潛意識層面有參與公共事務的需求,并不等于說他們的公共意識已經發展得非常充分。現實生活中,我們還需要通過各種方法,提高他們的公共意識。   中國青年報:如何提高年輕人的公共意識?   黃建鋼:想要提高年輕人的公共意識,國家就應該為年輕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單。大學教育思路有兩種:第一種是精英式的大學教育,主要目的是傳授知識、培養技術特長;第二種是大眾化的大學教育,主要目的在于培養公共意識與公民意識。   我們現在的大學教育主要是第一種思路,你學了技術,這技術以后是可以掙錢的,所以要收學費。第二種思路不同,目的在于培養出具有公共意識的公民,促進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這意味著國家需要,而非個人需要,費用自然應該由國家承擔。   舉一個例子,在日本的書店里,日本地圖都是可以免費拿取的,因為把地圖拿回家,也是國家意識教育的一種形式。而我們的地圖都需要人們出錢購買,這就只會發揮地圖的實用功能。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都應該免費。現在博物館都免費開放了,就是在發揮這樣的作用,這也屬于國家意識教育。   事實上,年輕人是最具有公共意識的人群,他們最少關注個人利益、現實利益。我特別主張在大學里推廣公共意識,把大學打造成一個小公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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