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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black>施聯珠:研究畬族和臺灣高山族的專家</font>


施聯珠:研究畬族和臺灣高山族的專家 -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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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來,臺灣少數民族就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我國民族史、民族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中,臺灣少數民族的研究也是重點主題之一。中央民族大學自1951年以來就有研究臺灣少數民族的傳統,校研究部先后在中東南研究室配置臺灣研究力量,在歷史系和民族學系設置相關課程,施聯珠就是臺灣少數民族歷史方面的專家,在兩岸享有很高的學術聲望。

  施聯珠是1952年開始在中央民族學院)執教的,主要從事民族史、民族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重點在于有關民族問題的理論與政策、臺灣少數民族和東南各省畬族的研究。期間發表了相關論著有《臺灣史略》、《臺灣民族歷史與文化》、《中國的民族識別》、《畬族民俗志》、《畬族簡史》、《畬族研究論文集》等。

  初次見面

  因為采訪的時間、地點是電話里商定的,之前對民族學又鮮有了解,所以此次采訪也是第一次見施聯珠教授。一進門,施教授就熱情地招呼我們坐下。他聲音中氣十足,面色紅潤,要不是采訪前做功課知道教授已是87歲高齡,一定不會相信眼前的這位老人已是耋髦之年。

  2005年,施教授開始了正式的"退休",不再參加任何的學術論壇和會議。他說年紀大了,沒有辦法再去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生活,那寫出來的東西也是"炒冷飯",沒有多大的意義。嚴謹的學術態度,是施教授留給我的第一印象。

  坎坷求學  只為理想

  施聯珠是福建人氏,他15歲離開家鄉來到縣城,就讀于英華中學。在當時,英華中學非常有名,培育出許多人才,如翁獨健、林耀華也是這個學校畢業的。在校期間為了自己的理想,他刻苦學習,成績優異,畢業時獲得獎學金可以直升大學,但是一貧如洗的家里無力再負擔他的生活費,于是他選擇了國立暨南大學。那個時候暨南大學剛從上海搬到福建,學校除了可以提供獎學金還可以免費吃住,這讓施教授高興不已,他終于可以上大學繼續學習,向自己的理想前進了。大學畢業后,施教授本可以留校當助教的,但是命運好像總是和他開玩笑,助教末當成。他先后在福清文光中學、明琉聯中任教,其間還去過臺灣謀求發展,但都不是很順利,心中對理想的向往,讓他不滿意自己的現狀,于是他做出了一個改變自己人生方向的決定——去北京繼續上研究生。

  當時的中國剛剛解放,舉國上下,群情振奮,百廢待興,民族工作的任務十分的繁重。遭受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壓迫和歧視的一個個兄弟民族,他們的安危冷暖,急需得到黨和國家的關懷,他們的政治權利和享受民族平等權利要受到應有的尊重。施聯珠正是受到了這個大好形勢的感召,選擇了民族學,這個在當時來講是既重要又冷門的專業。提起這段時光,他說那一年半的研究生生活既艱辛又美好。那個時候的他,師從剪伯贊、翁獨健、林耀華等民族史、民族學專家,如饑似渴地學司馬列主義民族問題理論和民族政策以及有關民族史、民族學專業理論和知識,由此開始了他的中國少數民族學科研究的生涯。

  畬族情懷  緣起緣落

  自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黨和國家組織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數民族地區,對待識別族體的族稱、族源、分布地域、語言文字、經濟生活、心理素質、社會歷史等進行了綜合調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分析尊重該族體人民意愿的基礎上,科學地甄別其民族成份和族稱。民族識別是中國共產黨為了認真落實民族平等政策所做的一項開創性工作,在國內外沒有任何先例可循。

  施聯珠還沒畢業時就參加了政務院調查組,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調查"土默特旗縣并存"的問題;參加由北大、清華、燕京3所大學師生組成的調查組到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調查蒙古、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族的歷史與現狀;兩次參加中央民族訪問團,到過海南島、粵北、內蒙古、東北等地的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并對蒙古、達斡爾、朝鮮、赫哲、錫伯、黎、苗、瑤等民族進行調查,這些經歷為他日后參加民族識別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53年,中央民委向浙江、福建派出了第一個民族識別調查組——畬族識別調查組,血氣方剛的施聯朱被委任為組長,與黃淑聘 人類學系主任、教授)、陳鳳賢 一起,開始了他們的第一次畬鄉之行。在華東軍事行政委員會和福建、浙江省委統戰部等領導的支持下,調派了雷關賢、雷恒春 擔任識別組的翻譯和向導。他們深入浙江景寧縣東、福建羅源縣八井、上杭縣廬豐、漳平縣山羊隔等畬村調查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禽族地區的交通十分不便,這給識別調查組帶來了艱辛。在從浙江云和縣去景寧禽鄉的路上,要翻山越嶺,過河涉水,整天穿行于遮天蔽目的深山老林之中。施教授下鄂的一個傷疤,就是他在景寧畬鄉的路上,不慎落水,劃破了面部,留下一個難忘的第一次禽鄉之行的紀念。在福建,交通更是困難,畬鄉山區盡是羊腸小道,崎嶇難行。從福州去羅源八井臺鄉,要坐船經連江,以漆黑的夜晚為掩護,出閩江口,冒著馬祖蔣軍的炮轟危險,繞著海岸行駛,到羅源灣后,還要步行幾十里,歷時兩天,才抵達羅源縣城。在上漳平縣羊隔畬村的路上,更是險阻難行。凌晨雞鳴起行,攀登高聳入云、云霧彌漫的群山峻嶺中,至夜幕來臨之際,才筋疲力盡的到達山羊隔村。調查組在每一個禽鄉都住了20多天,與禽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看到畬族人民在舊中國民族壓迫制度下遷居在這樣的窮山惡水中,生活在連一塊籃球場大都沒有的峻嶺上,施教授感到自己肩頭的責任很重,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做好民族識別工作,讓更多的像畬族這樣的少數民族早日實現當家作主。

  此次調查,專家組確認畬民既不是漢族,也不是"瑤族的一支",而是一個有自己特點的單一的少數民族。1955年,中央民委又派出了一個調查組,專門為廣東禽民進行了識別調查。國務院根據兩次的調查報吉,于1956年正式確認畬族為一個單一的少數民族,成為統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平等成員。從此,施聯珠與畬族人民結下了不解之緣。

  1958年,施聯珠又被委任為福建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組長,率領包括著名音樂指揮家鄭小碟在內的北京大學、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單位的12位同志,分赴福建省福安、福鼎、寧德、羅源、連江、霞浦;浙江省平陽、泰順、溫州、麗水;江西省貴溪、鉛山等部分畬族地區進行調查,編寫了《禽族簡史合編》,后在1978年第三次畬鄉補充調查的基礎上修訂成《畬族簡史》,于1980年出版。施教授還多次率調查組赴畬族地區進行傳統文化的調查研究,編寫了《畬族風俗志》,對促進畬族傳統文化蓬勃發展,引起有關各界對臺族傳統文化的重視,讓畬族的傳統文化發出瑰麗奪目的光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畬鄉人民對于這個老朋友也是永遠不會忘記的。1982年,施教授重返浙江景寧東畬村調查,這里的山變水變人也變,不少青年人親切地問他:"從哪里來?"一位70多歲的老人卻緊緊地盯住他瞧,突然走上來,握住他的手說:"你不就是當年來我們村調查的施同志嗎?"說著,這個老人從身上掏出一張年舊發黃的小照片,上面就有她和施教授等的合影。原來,他就是當年的鄉文書藍朝基。全村得知,當年的調查組回來了,十分高興,宰了山羊,煮了豆腐,捧出米酒,用合家人最隆重的禮節招待施聯朱教授。如今,施教授回憶起這些往事,還是顯得十分激動。

  畬族人民把他看作自家人,對他是無微不至的關懷,除了每次下臺鄉都盛情款待和支持,還毫無保留地拿出畬族的歷史文獻和文物,包括族譜和十余卷的《祖國》,供施教授研究參考。這份信任也讓施教授終身難忘。每當施教授在畬鄉聽到畬族干部和群眾發自內心的感激之情,贊揚他在畬民識別中的功績時,他都會強調:一個民族研究工作者從事民族識別調查乃分內之事,是微不足道和不值得表揚的。畬民的識別要完全歸功于中國共產黨英明正確的民族政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少數民族。

  困難幾重多  調查夢難圓

  高山族是臺灣省境內少數民族的統稱,高山族民族來源是多元性的,但主要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古越人的一支。自漢族居民移居臺灣后,原住民族分化為兩部分:一部分定居平原,與漢族融合,稱為平埔人,另一部分仍定居于山區,受漢族影響較少,至今保留著原住民族語言、風俗、習慣等特點,現在所說的高山族,一般指這一部分少數民族。大多數分布在中央山脈和東南部的島嶼上,少數散居在福建、上海、北京、武漢等。

  20世紀50年代中葉,施教授開始了臺灣歷史與臺灣少數民族的研究。1958年當他參加福建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調查研究時,就著手對福建省高山族進行過調查研究。1980年夏,施教授赴福建、浙江兩省進行了為時3個月的有關臺灣和高山族歷史的調查研究,翻閱了寧波天一閣的一些藏書和有關地方志,結合歷史文獻資料,撰寫出版了《臺灣史略》一書,以大量鐵的歷史事實、豐富翔實的文獻資料,闡明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臺灣的歷史和文化是臺灣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并在共同反抗歷代封建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的斗爭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該書在1984年獲全國愛國主義歷史讀物優秀獎并入選希望工程"希望書庫"500種圖書之一,并于 1987年修訂再版。

  在80年代中,施教授又多次參加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召開的國際鄭成功學術研究討論會和臺灣霧社起義50周年學術討論會以及1995年7月在廬山由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和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聯合召開的有海峽兩岸專家學者參加的臺灣史研究學術會議等,對臺灣歷史以及臺灣少數民族有了進一步的研究。在此基礎上,他又主編了《臺灣民族歷史與文化》一書。

  但是令施教授深感遺憾的是:幾十年來,囿于人為因素,造成海峽兩岸的隔離,使大陸民族學專家難圓渴望對臺灣少數民族進行田野實地調查之夢。其實這不僅是施教授的憾事,更是我國民族研究事業的憾事。施教授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大陸民族學家到臺灣田野實地調查之夢能夠實現。

  辛勤育桃李  希望寄青年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施聯朱教授調入中央民族學院執教,從"國子監"到"白石橋",施教授一步一個腳印,為國家民族科研事業和教育勤奮耕耘了五十個春秋,他不僅是我校歷史系創建人之一,還是歷史系發展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更培育了多名優秀的高山族史志專業的研究生。施教授研究態度很認真,對學生的要求也很嚴格,他每隔一段時間就布置一本書讓學生們閱讀,并寫讀書筆記。除了吃透書本上的知識,施教授一直都主張學生要到民族地區實地調查,獲取生動的第一手材料。

  因為海峽兩岸長期的人為藩籬,無法到臺灣高山族地區實地調查,施教授就帶領研究生去與臺灣一衣帶水的福建少數民族地區實地調查。在施教授的指導下,與研究生一起撰寫了兩篇論文,《畬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禽族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的探討》,分別發表于《福建論壇》和《廣西民族研究》 。施教授的學生都十分的優秀,有的已在美國當教授,有的任國家民委副司長,有的在全國政協港澳臺辦工作,有的在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搞了一輩子的研究,教了一輩子的書,施教授很滿足。他說學生就是他生命的延續,他們都在國家民族工作的重要崗位上發光發熱,就好像自己也仍然在為國家民族事業作貢獻一樣。

  施教授雖然在九十年代初就不帶學生了,但他仍然很關心民大學子的成長。對于近兩年研究生擴招,研究生學歷貶值,科研能力逐漸下滑的現象,施教授也是憂心不已。他語重心長地囑咐我們:做學問的人必須分秒必爭,清心寡欲,不能過多考慮功名利祿,也不要使自己陷入人際糾紛而浪費精力。國家現在越來越強大,對教育的投入也逐年增多,你們更應該好好把握住自己,在學校多充實自己,將來到了社會上才能更好的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愉快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己經臨近中午,為了不打擾施教授中午的休息,我們便起身告辭。在回來的路上,我一直都在回味施教授最后囑咐我們的話,那誠懇的語言讓我感動,我知道那是一個老師對學生的寄望,是一個長輩對晚輩的期許,我們惟有踏踏實實地走好每一步,才對得起這沉甸甸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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