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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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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black>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font>


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 -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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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堯

  于道泉先生,山東淄博葛家莊人。1901年10月18日出生,1992年4月12日在北京謝世,享年九十有一,堪稱高壽。

  先生于1917至1920年就讀于山東省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以優秀成績畢業,打下極好的理科基礎。同年考入山東齊魯大學,先讀化學系,兼修數學,后轉社會系,專修西洋史和社會學,于1924年畢業。就在這一年,于先生考取了公費留美的資格,家人親友咸來祝賀。恰于此時,印度詩圣泰戈爾來華訪問,由上海、南京北上,道經濟南,在泉城逗留參訪。于先生英語能力極強,早蜚聲濟南,因而被推舉為這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濟南訪問時的臨時翻譯,一路觀光一路交談。在濟南佛經流通處,于先生以自己的一點佛學知識做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的介紹,泰戈爾大為驚異,說:“你是我們來中國見到的第一位對印度文化發生興趣的人。”于先生也為這位印度學者深深折服。當時,泰戈爾在印度創辦國際大學,希望通過中國政府選派留學生到印度留學,借以加強中印文化交流,就建議于先生跟他一起去北京,然后準備赴印度留學。于先生立即同意,并放棄了官費赴美留學的計劃。這件事惹得于先生的父親于丹紱老先生勃然震怒,也令親友和熟悉的人大為不解。可是,于先生“一意孤行,獨持己見”,跟隨泰戈爾到了北京。從此,他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也顯示出他超然物外、脫俗世外的人格精神。到了北京,泰戈爾的計劃在當時的北洋政府中難以實現。中國學術界名流對泰戈爾十分熱情、周到的接待,也無法打動當政的袞袞諸公去實現中印文化交流計劃,泰戈爾只好鎩羽而歸。行前,他將于先生介紹給在北京大學擔任梵文教授的鋼和泰男爵,并對于先生說:“這位從立陶宛來的爵士可以教你梵文、藏文,可以滿足你對生命的秘密探索的要求。”這樣一來,于道泉先生就成為鋼和泰教授梵文課堂的翻譯,把教授所講的英文當堂譯成現代漢語,傳達給聽課的人。同時,他跟著鋼和泰學習梵文和藏文,并在鋼氏家中生活,把鋼氏付給他的每月十元錢工錢如數交給廚房大師父,將就著在廚房用餐。對于這一段生活,于道泉先生寫信給正在日本留學的大妹妹于式玉說:“我現在每餐用梵文就著窩頭吃,恐怕全世界沒有第二人吧!”說明他的生活是清苦的,但他的精神世界是充實的、愉快的、滿足的!頗有簞食瓢飲、自得其樂的勁頭。鋼和泰教授對他這種學習熱情、夜以繼日孜孜不倦的勤奮精神十分感動,說:“于先生,你三個月學習的進步比我過去的學生學一年還要快得多!”為了學到地道的藏語文,他與雍和宮的蒙藏喇嘛交了朋友。雍和宮是北京最大的藏傳佛教寺廟,有一批蒙藏僧人常住,是北京唯一的藏語環境。他決心搬到雍和宮去跟喇嘛們一起生活。后來,一本巨著---《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就在這里孕育、誕生了。這又一次顯示出他的特立獨行,不同凡響。

  20年代的北京是各種思潮薈萃之所,緊接著高舉科學與民主大旗的五四運動之后,思想活躍,人心振奮,文化沖撞,觀念更新,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各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廣泛傳播,國家、民族存亡的危機更為青年人所關注,祖國在風雨如磐的痛苦中,追求、探索、尋找救國之路,解決生命之謎。于先生自己說過:“我到北京來學梵文,抱了滿懷熱望,要讀梵天文字的佛經,并在佛教哲學中去尋找生命之謎的解答。”“我向來對佛教所抱的信仰,大部分被他用比較宗教學的武器打得粉碎。”也就在這一時期,于先生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積極學習梵文、學習佛教的人,轉而投身于激進的社會變革運動,這似乎令人難以理解,其實決非偶然。早在1922年,于先生還在齊魯大學讀書時期,就利用業余時間學習世界語,不到一年,就完全掌握了這種語言。后來,他利用這一國際普通話跟國外世界語者建立了聯系,成為當時山東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世界語者,加入了國際世界語協會,并被聘為該組織在濟南的代表。日本著名的世界語者小坂狷二按照通訊錄上的地址到山東濟南訪問世界語者,于先生在齊魯大學為這位外國朋友組織了一次精彩的世界語報告會。會上,小坂狷二用世界語演講,于先生擔任翻譯。這次活動大大增強了于先生對世界語的感情。此后,他把許地山的散文詩《空山靈雨》譯成世界語,在胡愈之先生主辦的、當時頗有影響的世界語刊物《綠光》上發表。由此因緣于先生與胡愈之、許地山建立了通訊聯系,并由他們二位介紹,參加了中國文學研究會,成為以寫真實人生為目標的這一文學團體的早期會員。陳原先生在回顧中國世界語的歷史時曾說:“二三十年代舊中國反動派認為世界語是共產黨的宣傳工具,是洪水猛獸。”事實上,中國世界語運動跟民族解放斗爭已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對年輕氣旺、追求真理、愿意獻身于民族解放事業的于道泉來說,從參與世界語運動到參加共產黨是當然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和歸宿。作為一名秘密黨員,在地下狀態,他是忠實、積極地實踐自己入黨的諾言的。比如,他引導了自己的弟弟于道源,妹妹于若木、于陸琳參加了黨組織,奔赴延安,參加抗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蕭乾先生回憶:在北京地下時期,于先生領導他從事過革命活動。于先生從來不談這方面的事。在于先生身邊工作的幾十年中,我們對此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他早年參加過共產黨。他曾對孫女于耀華說起自己從國外歸來后為什么一直沒有要求恢復組織關系。他說:“過去在北京參加過黨組織,也做過一些工作。30年代就到海外去了,一去十五六年,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那樣殘酷的流血的斗爭中,自己漂泊海外,未能做出任何貢獻。現在,革命勝利了,這是千百萬烈士的鮮血凝成的果實,是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勝利。這時,自己再要求恢復組織關系,再做一名老齡黨員,不過是來享受黨的榮譽,不過是想做官而已,真是慚愧,所以,再也不愿去申請了。”從他的話中,我們再回顧他一生為人,可用“狷介”二字來概括,就是孟子的話:“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在某些人看來,他是多么傻,其實這又是他的特立獨行之表現。1950年初,胡喬木同志擔任新聞總署署長,籌備組建機構時,曾慕名邀請于先生面商,請他出任外文局局長,于先生婉言謝絕了他的盛情,但表示愿意為培養藏語文人才盡自己的微薄之力。還有一件事,雖是后話,但值得在此一提:1933年,于先生到南京去辦理到法國留學的護照時,有一位陳先生奉蔣委員長之命,邀請于先生到南京政府擔任某一項負責工作,于先生的共產黨員身份他們是不知道的,因此,向于先生表示了“蔣先生非常器重你是了不起的專門人才,愿意借重”。這位陳先生安知鴻鵠之志呢?于先生當然用婉轉而恭敬的言辭拒絕了。從此可見于先生畢生奉行的原則: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真正身體力行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于先生由于常住雍和宮,跟隨蒙藏喇嘛學習藏文、蒙文,同時兼學滿文,進步很快,在學術界受到注意。首先是袁同禮先生,他當時擔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聘請于先生擔任研究館館員,負責征集藏、蒙、滿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字圖書,建立特藏部。有了安定的環境,又與自己的旨趣相投,于先生全力以赴地搜羅天清番經局所印制出版的蒙藏經籍、北京版藏文大藏經、蒙文大藏經。為了搶救收藏在熱河行宮的滿文大藏經,他甚至冒著敵寇的槍林彈雨,孤身遠赴承德,幾乎陷身于日寇的魔掌。當時,北平學術界同人為于先生的安危焦慮萬分。他老先生輾轉山西,間關南下,居然脫險歸來。此后,于先生一直兼任著北平圖書館的研究員職務,不管在國外羈留,還是在其他單位任職,始終不渝直至80年代末退休,又推薦黃明信先生接手董理此事。在國立北平圖書館工作期間,他專心致志從事本位工作,在同事的幫助下,于1929年完成了《北平圖書館藏滿文圖書館目錄》,并撰寫序言,公開出版。還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上發表了《達賴喇嘛于根敦珠巴以前之轉生》、《乾隆御譯衍教經》。此外,在這一時期還有兩件重大的事情:一件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聘于先生為該所助理研究員,進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殿堂,在史學大師陳寅恪的直接指導下進行學術研究,具體地說,以陳氏提倡的歷史語言學派的方法進行藏、蒙、滿等少數民族歷史研究。這本是于先生向往已久的學術憧憬,一旦實現了自己的愿望,立即迸發出洶涌的激情,于是向所長傅斯年先生提出編寫一本藏漢大字典的計劃,以期幫助愿意學習藏文的人盡快掌握這門語言。但是,他自以為十分周密的計劃,沒有得到傅斯年和陳寅恪的支持和同意,只好作為個人的興趣,在業余時間去搞,不能列入項目,也得不到資助。這件事使于先生十分傷心、十分煩惱。用他自己的話說:“每日在辦公室枯坐無聊,只能等待下班,回到自己的住處,全神貫注地進行編寫藏文字典的地下活動。”直到1949年回國后,于先生組織人力,把編寫藏漢大詞典的事重理舊弦彈將起來。又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直到1983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名為《藏漢對照拉薩口語詞典》,幾乎走過五十五個年頭。另一件事就是出版了英、漢文譯注的《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這本書給于先生帶來意想不到的聲譽,成為但是學術界轟動的大事,胡適之、許地山都曾大為贊賞。人們十分欣賞情歌的清麗哀婉,又非常同情這位詩人不平凡的身世和才華,認為于先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而于先生自己卻說:“那是前幾年住在雍和宮時,跟幾位藏族僧人學習藏文時的作業,一首一首請教他們才能翻譯成漢文和英文的,并未打算出版;后來,因為在史語所編寫藏文大字典的計劃未獲通過,自己又沒興趣做別的事,所里要求交出研究成果,只好把情歌整理一下,梳妝打扮一番,送到所里,沒想到就印了出來。趙元任先生為此書搞了一個拉薩音系放在前面,別的人誤會了,以為這個拉薩音系是我搞的,幾十年中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直到1982年,民族研究所的同志編輯《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一書時,于先生又一次在序言中作了鄭重其事的說明。1980年趙元任先生第二次回國訪問時,住在和平賓館,于先生要我陪他一起去看望、話舊。在趙如蘭教授的安排下,兩位老人又一次親切會見,于先生算是了卻了一樁心事。

  1934年于先生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往法國留學,到巴黎索邦大學就讀,投到巴考門下,攻讀藏文。同班同學共三人,另兩位一位是拉露女士,也是著名藏學家,另一位是早已有了博士學位的學者。上課兩周后,巴考教授對于先生說:“我真的教不了你藏文,你的藏文水平比我高,我有許多問題需要向你請教,你還是選別的課上吧。”于先生雖然改修土耳其文,但仍然選了巴考的課,認為巴考先生為人很好,而且家中有很豐富的藏文書,可以借閱。于先生在巴黎時,先是借住在一位會世界語的朋友家里。吃飯時,他們經常講世界語,這一家的老母親很不高興,怪兒子為什么愛講別人聽不懂的世界語,為什么不講法語,他們相視一笑,只好順從老人家的意思講法語了。在巴黎五年,最要好的朋友是韓儒林、石泰安。留法期間又去德國一年,學習德語,并將幾百首藏族民歌譯成德文。1939年轉赴英國,應倫敦大學邀請,在該校東方學院即后來的東方與非洲學院教授古典漢文。由于于先生的推薦并介紹,蕭乾也被聘為該院中國文學講師,從香港大公報報社到倫敦工作,大概同時兼著《大公報》的香港補習城,所以,在二戰結束前后,蕭乾先生得以惟一的中國戰地香港補習城身份,在戰場上盟國一側采訪。從于先生保留下來的蕭乾先生的十幾封親筆信來看,他們的關系是非常親密的。前面已經提到過,20年代后期于道泉先生作為共產黨組織成員領導過蕭乾先生在中學里開展共青團的活動。友誼由來已久,并在危難中越發深厚、強烈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領導方面,特別是傅斯年先生對于先生遲遲不歸非常不滿,期間二人發生了激烈的通信爭論,乃至言辭火爆。從于先生保留下來的傅斯年先生的三封信以及于先生復函底稿來看,沒有等到中研院史語所停發公費以前,于先生就在歐洲自謀職業來養活自己,同時還匯錢回國接濟家中老小,這樣就完全擺脫了與中研院史語所的關系。公平的說,傅斯年老先生是愛才的,他很佩服于先生的學問、人品。于先生的怪癖性格和特立獨行令傅斯年先生難以接受,傅斯年先生并不知道否定于先生編寫藏漢大字典的計劃一事對他傷害多深,更不知道于先生在政治上已經跟南京政府分道揚鑣了。盡管如此,于先生的赴法留學深造一事,還是傅先生一手促成的。抗戰勝利后,胡適之先生以北京大學校長名義致函于先生,請他回國到北大任教,其中固然有湯用彤、向達兩位先生的推薦,也有傅斯年先生對胡適之先生的囑托。脫離與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關系后,于先生從此拒領公費,靠半工半讀實行勤工儉學,主要工作是幫助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輯館藏滿文書目,同時在巴黎大學高級漢語學院擔任資料工作,以此養活自己。

  1938年于先生由漢藏語學者西門·華德推薦赴英國,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擔任高級講師,教授漢語,前后達十年之久。在英國的十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年代,德國法西斯瘋狂地在歐洲大陸行兇,轟炸倫敦,蹂躪巴黎,于道泉先生在英國飽受戰爭之苦。東望祖國,日本侵略者鐵蹄正踐踏我大好河山,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于道泉痛苦焦灼,只好以自己力所能及為國家做一點事。如推薦蕭乾先生到倫敦大學任教,還幫助幾位旅居歐洲的朋友渡過生活難關。直到二戰結束,于道泉先生得到從國內解放區傳出來的新文藝作品,驚喜過望,他以興奮的心情動手把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和《李家莊變遷》譯成法文,在法國《人道報》所屬的刊物上發表,向法國以及西方介紹解放區的新文藝、新生活和新人新事。傅斯年并不了解于先生的心情和思想狀況,來信斥責于先生,于先生極為痛苦,曾修書作答,并撰長信致陳寅恪先生解釋。于先生羈留海外的根本原因是不愿與國民黨當局來往。他等待自己期望已久的時機早日到來。

  1949年全國解放的大好形勢鼓舞了海外游子。為迎接新中國誕生,于先生欣然經新加坡、香港于4月間返回北京。此前,胡適之先生也有信函延聘于先生到北京大學任教,后季羨林先生報請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湯用彤先生,聘于先生為東方語文系教授,并成立藏語專業。

  1950年,國務院計劃在北京成立中央民族學院時,首先考慮建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而藏語文又是重中之重,被排為最優先籌劃的序列,于道泉先生當然是這一計劃的籌劃專家,從一開始,于先生就提出了計劃,后來逐步充實,形成一套思路:

  一。語言教學從口語開始,而口語教學是學會語言的基礎,在語言學習的開始階段,集中學習生動的口語,然后再去學文字,就會事半功倍,因此,開辦了第一個藏語專業培訓班,從全國各大學抽調一批文科學生來北京,由于先生自編教材親自教學。

  二。根據藏語方言的差異,分別開設方言班,先開設拉薩方言班,接著又開設安多方言班,分別延聘以此方言為母語的藏族學者擔任主講教師,配備漢族青年擔任輔導,讓學員專心致志掌握某一方言,在教學過程中編寫方言教材和方言字典。

  三。語言離不開說這種語言的人民大眾,學語言的人必須與人民生活在一起,從生活中學習、實踐,才能真正掌握它。因此,組織學生到藏區進行語言實習,熟悉生活,培養感情,以期學到地道的語言。這一做法收到極好的效果,后來經過總結,成為少數民族語文系的教學中的根本辦法之一。

  四。在教學中不忘科學研究,專門設立了字典小組編寫拉薩口語字典,延聘安多、康、衛藏和嘉戎等各方言區藏族學者,組織漢語學員積極從事方言的調查和研究,實際上為后來展開的全面藏語調查做了準備,而《藏漢對照拉薩口語詞典》一書的出版即為證明。今天看來,安多、康、嘉戎和衛藏多種方言字典出版問世,許多研究專著得以發表,于先生功不可沒。于先生培養藏族青年學者成材成家,更是值得懷念的。

  1957年難忘的春天,在學校組織的座談會上,黨委負責人要在座的老先生們幫助黨整風,于先生平素很少發言,這一次,他語重心長地說,希望健全對黨組織、對黨員的監督機制。他還說任何個人、任何組織都必須有監督,不能有特權,絕對的權力必將導致絕對的腐化。就憑這一段發言,在反右運動中,被某些吹毛求疵的人無限上綱,說于道泉先生惡毒攻擊我黨要絕對腐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幸虧在黨委中還有明白人,未再深究,淡化了事。于先生逃過這一劫,不能不說是一大幸事。

  1966年“文革”開始,于先生在6月2日就被集中管理起來,只能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工資也被凍結了。1969年底林彪發出“一號命令”,于先生就又隨著全院人馬,遷到湖北古云夢澤-----沙洋、潛江地區勞動了。他是愿意參加體力勞動的人,也是十分尊重勞動的人,但這不是一般的勞動,這是帶有流放性質的懲罰。在那里一晃兩年多,直到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才又被調回北京,聽候審查、處理。

  就在1972年底,時來運轉,天降良機,命運女神又一次向他招手。伊朗駐華大使館向我國外交部送來一份在伊朗出土的藏文圖卷,要請中國專家協助解讀。外交部把此事交給中央民族學院軍宣隊的軍代表,要他設法請于道泉先生解決。事關外交,非同小可,軍代表不敢怠慢,于是找于先生談話,先是強調一下知識分子不要翹尾巴,然后就書歸正傳,說于先生改造得不錯,有進步,要于先生接受考驗,要服從組織安排,表現出思想改造的成果等等,總之一句話,要他接受任務,幫這位軍代表的忙,完成上級交下來的指令。于先生推脫不掉,提出如下條件:自己年紀大,眼睛不好,要找助手協力。“這好辦,這好辦。”軍代表就頤指氣使一番,把這件活兒交代了下來。于先生和我二人樂得借此機會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和社科院圖書館三處去讀書,去翻閱國外書刊,了解國外同行的學術進展情況。因之,在解讀了這一份伊朗出土的本教文書卷子的同時,又登記了國外藏學研究的論著卡片目錄,交給同好的同志傳閱,讓人們也稍稍了解國外的情況。

  魯迅先生說過: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在等于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1992年4月12日,于道泉先生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在北京西山一所養老安老的醫院里靜靜地離開了人世。但是,他這樣特立異行的人,正可以借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所說的話作比照:

  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他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1999年4月,于老逝世七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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