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歲的小慧是位于貴州大方縣的匯靈職業學校的學生，她的專業是酒店管理，但在去年，和班上的其他30多名同學一起，由老師帶隊進入江蘇常州的一家電子廠，從事擰螺絲之類的機械操作，干了4個月后每個人領到了2000元工錢。 今年上半年，小慧以為能夠回學校上課了，但沒料到又被拉來進了重慶的富士康工廠，說是要實習半年，完成之后回到學校參加考試就算是畢業了。貴州的老師把他們帶到重慶，告訴他們總校會有人來照應他們，但在他們交了200元路費到達重慶之后，還沒等到分宿舍，貴州的老師就走了，而傳說中的重慶總校的老師卻始終沒有出現。 在工廠里，小慧他們與社會上招聘來的打工者吃住在一起，他們的工作強度、加班時間與社會招聘來的工人無異。惟一的區別是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按照學校要求拿出一筆錢給學校，名曰“實習管理費”。 “小慧是典型的‘學生工’，像她那樣的‘學生工’現象非常嚴重。”日前，北大清華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調查組在北京發布了“富士康內遷調查報告”。據調查組負責人之一、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介紹，在深圳、重慶、成都和鄭州等地，一些中職學校學生以實習名義被放逐到流水線上成為“學生工”的比例很高，調查報告提供的數字表明，在深圳富士康“學生工”的比例高達30%。 “學生工”工作環境沒有保證 這里是一片尚未完工的工地，廠區內到處堆放著沙堆和泥土，道路也凹凸不平。在工廠入口處，簡陋地臨時墊上幾塊木板，在高低不平的小沙丘上辟出行人通道。 數以萬計的工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進入工廠工作的，有的廠房還沒有完全竣工，到處堆放著諸如鋼筋、水泥之類的建筑材料。建筑施工產生的灰塵使天空看起來都是灰蒙蒙的，“不久前下了一場小雨，我摔了一跤，還好沒有摔傷。”一名“學生工”這樣說。 “學生工”們穿著和其他工人一樣的制服，走在雜亂的工廠里，趕著點去吃一樣的飯菜。幾個月的時間里，沒有老師也沒有領隊，更沒有人提醒他們在工作中注意自身安全，進行必要的安全防護，“學生工”們有一種強烈的“被遺棄感”。 “塵土飛揚，鋁屑飛揚，天晴一片灰蒙蒙，下雨泥濘遍地。”“學生工”小麗對生產環境這樣描述道。她說，由于電子產品的外殼是鋁制的，在打磨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鋁屑灰塵。在車間內，鋁屑常常漫天飛舞，隨手便可觸摸到銀灰色的鋁屑。廠方雖然也發放了口罩等勞保用品，但工人們表示口罩并不能很好地起到阻隔灰塵的作用。工友小冠說：“戴著口罩很不舒服，就算戴了，也經常吸入粉塵。”由于經常戴著口罩會感覺很悶熱，不舒服，因此有的工人就自作主張取下口罩，將自己暴露在高濃度鋁屑的環境中。 由于不適應工作環境，小春一來到車間，雙腳、雙手、臉上，出現了皮膚過敏的狀況，又紅又癢，很難受。盡管如此，小春也沒有時間去看醫生，“就在宿舍樓下的超市買了一瓶白酒，倒入紙杯，用兩根牙簽夾著棉花蘸上白酒，涂抹雙腳。到了下班的時候，腳又會癢起來。” “我們這些學生工和工廠從社會上招聘來的工人沒有什么兩樣，沒有真正學到什么技術，也沒有人理睬，生病了都不知道找誰訴說。”小春說。 北京義聯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黃樂平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香港補習城采訪時說：“這種工作環境無疑會危害到工人的健康，學生工在實習之前學校就應該仔細了解學生的工作環境，對于學生在工作期間有可能受到的職業病危害進行告知，并普及相關的知識，在學生實習的過程中，教師也不應該缺位。” “學生工”工資待遇偏低 今年4月前，“學生工”小麗試用期的基本工資只有950元，另外有50元住房補貼、240元的餐補，加起來的基本收入為1240元。小麗算了一筆賬，實際上240元的餐補根本不夠吃。餐補的計算標準是：標準早餐1.5元，午餐4.5元，晚餐5元，每周5天，每個月22天，僅此合計每個月就要242元；而實際餐費還不止于此。 調查報告中稱，很多工友反映，工廠食堂所供應的標準餐非常難吃，由于工作壓力比較大，要保持充沛的體力，很多工友都會選擇自助餐，就是在標準餐之外額外加一些自己喜歡的菜，這樣每頓飯基本上要多花一到兩塊錢左右，每個月下來僅此一項就要多開支幾十元。此外，周末的時候也要自己吃飯，因此餐補對于許多人來說是不夠的。 實際上，“學生工”不僅工資偏低，而且試用期還過長。很多實習生要實習滿一年之后，才可以轉為正式員工，之后還要經歷3個月的考核，而這段時間的工資他們會低于正式員工。然而，其中很多剛入學就來實習的學生工，不少還是16歲左右的未成年人。 正如標語中所說的，工人們的“出身無法選擇”，但進入了企業并不意味著工人們就有了新的選擇，就可以在企業為他們提供的“大舞臺”上翱翔。 參與該項目調查的梁淑美很同情“學生工”的遭遇，她說，“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并不足以提高工人們的生活質量，因為節節攀升的物價和不斷高漲的生活成本讓工資不斷縮水。每天在漫長、沉重、乏味的工作之后，青年工人們已經沒有時間去思考如何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們也沒有時間和精力通過學習來提升自己。” 嚴苛的生產管理讓學生不堪重負 “學生工”們和普通工人的工作沒有任何區別，每天至少要有10個小時的時間處于緊張的站立工作狀態。小蕾說她進入廠區之后印象深刻的就是“站立”。實際上，工人每天的站立時間還不止10個小時。如果是上白班，工人們每天7點鐘之前就要起床，然后擠上巴士，到廠區后打卡還要集合，領導訓話。然后才開始一天的工作，工作期間只有吃飯時能坐下休息，直到晚上8點半下班再一次匆匆擠上巴士，回到宿舍之后一般都在晚上9點以后了。 長時間的工作讓從來沒有受過這種苦的“學生工”們疲憊不堪。女生小玉說：“在工作時，我要高度集中精神，眼睛就特別困，總是紅紅的，大家都以為我哭了。有空的時候，我哪里都不想去，只想睡覺。在我的那條線上，一些新進來的員工因為受不了長時間地站立工作，常常會哭起來。我還親眼見到新員工干著干著就暈倒了。” 而讓很多學生不能接受的是廠里“訓話”的管理方式。小玉說，他們每天上班前要經過面無表情的保安的嚴格檢查。這些保安往往在企業內部擁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經常趾高氣揚，言語粗暴。她感覺，似乎工人們的工作永遠都不能讓管理層滿意，他們總是被訓斥要求集中精力、提高速度。一名線長就曾經這樣警告他們：“以后你們如果不認真干活兒的話，把我惹毛了，你們每天都要挨罵。” 作為“學生工”，小蕾等對工作感覺疲憊不堪，“感覺從夢中醒來就要干活兒，干完活兒后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宿舍倒頭就睡，日復一日，看不到盡頭。” 正是這種嚴苛的管理讓很多“學生工”在工廠上了十幾天班之后覺得無聊、辛苦，就跑掉了。對于這些跑掉的學生，學校會以不發畢業證來要挾。梁淑美說：“為了防止學生半路逃走，有的工廠還和一些中職學校簽署了協議，要求學校保證學生的流失率不能高于多少，否則就不給學校繳納‘用工費’。” 是職業學校，還是中介機構 香港補習城從公開信息了解到，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富士康集團已經與國內多家職業院校簽署了實習約定。2009年，重慶市119家職業學校與富士康集團共同簽訂了實習員工管理協議書。協議規定學生實習有“2+1”或“1+1+1”兩種方案，“2+1”即前兩年在校園學習，第三年實習就業；而“1+1+1”即指第一年在校學習，第二年在工廠頂崗實習6～9個月，第三年實習就業。 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廳則下文要求省內各地的職業學校，動員并組織二三年級的學生到富士康進行頂崗實習，以“保證富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后有充足的高素質員工隊伍”。 幾乎在同一時間，山西省教育廳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也組織省內各職業院校學生前往富士康實習。 急著把這些對職業教育曾經充滿憧憬和渴盼的孩子推向企業變成“學生工”，其后果是顯而易見的——學生大規模地退學，家長對掏錢把孩子送去讀職高產生恐懼感。 這些以實習的名義進入企業的“學生工”，雖然其身份依然是學生，但同時卻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工人。名為實習，但對于他們當中相當一部分人來說，卻在實質上意味著他們學生時代的結束，而成為屬于企業勞動力大軍中的一員。 香港補習城了解到，有些“學生工”跑回學校要求換其他的實習崗位，學校一般會承諾安排，但安排的最后結果有可能是跟著下一屆的學生一起再赴企業。 這些在企業實習的“學生工”可以選擇在實習結束后回到學校完成學業拿到畢業證，但許多人并不會作此選擇，來企業實習對于很多“學生工”來說就意味著已經和學校脫離了關系，成為“企業的人”了。 長期關注中國農民工問題、調查“學生工”現象已經有兩年的潘毅教授說：“現在實際上這些職業學校已經成為給工廠提供年輕、廉價勞動力的中介公司。” “使用學生工的行為，是一種對教育資源的綁架。他們一方面收取學費并獲得國家的財政撥款；另一方面他們卻未能履行教書育人的職責。”潘毅說，“打著‘工學結合’旗號的實習，既做不到專業對口，也談不上促進學業，更沒有因為他們‘學生工’的身份而為其提供合法的勞動保護和保障，這種學習經歷對于他們的職業發展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幫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