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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心理學系,現正於香港大學修讀中文科教學文憑,對教學充滿熱誠,透過修讀心理學學習過不少良好的教學方式,有能力教不同年齡的學生,也有不少教學經驗包括SEN學生,例如曾擔任小學教學助理,也曾在補習中心為學生輔導功課,中文作文DSE考獲5**,也有8級鋼琴證書,希望能透過補習協助小朋友學習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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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 - 教育時評:大學校長“職業化”漸成趨勢_補習

教育時評:大學校長“職業化”漸成趨勢

教育時評:大學校長“職業化”漸成趨勢 -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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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廣網北京4月15日消息 日前,山東大學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的消息,在教育界引起不小震動。有學者認為,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這是在高校去行政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步,能夠讓大學逐步回歸到獨立學術機構的本質上來。但這也只是第一步,剩下的路該怎么走?高校行政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該如何解決?   校長退出校學術委員會   不久前,山東大學對校學術委員會、學部學術委員會委員進行了調整,并聘任產生了新一屆學術道德委員會委員。在這個名單中,卻沒有該校校長徐顯明的名字。   此次公布的山東大學新一屆學術委員會名單上共23人,主任由中科院院士、山大物理與微電子學院王克明教授擔任,副主任由副校長婁紅祥、陳炎和材料學院院長趙國群擔任。23名委員中,除1名主任和3名副主任外,其他19名委員均由各學科帶頭人擔任。其中包括山大文史哲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王學典,山大歷史文化學院院長王育濟,中科院院士、中國金融數學研究奠基人彭實戈,副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醫學院院長張運等在學術方面有著出色成就的專家教授擔任。據香港補習城了解,山東大學歷屆學術委員會主任都由校長擔任,而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堪稱頭一遭。   學術委員會是高校的核心機構,在學科建設、學術評價、學術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包括學校的學科發展、課程設置、人才培養、教學科研成果評定等一系列重要事項上,發揮學術評價和決策職能。   對于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說:“我退出學術委員會,就是希望能給學術更大自由,推動行政權和學術權分離。”他表示,目前,我國高校行政化傾向比較嚴重。在價值觀方面,從“只服從真理”“學術至上”轉而成為“管理至上”“利益至上”。以行政為中心,校長、處長、院長幾乎掌握了學校的所有學術與公共資源,教授、教師處于被配置對象的位置。   徐顯明認為,要想在大學里實現行政權和學術權的分離,就要樹立一種理念,在大學里,權威不是校長,而是教授、學科帶頭人,而且大學里肯定不止一個權威。   “教授治校”應從“教授治學”開始   早在2008年山東大學就開始醞釀高校去行政化。自去年開始,山大著手裁撤學校不必要的行政機構,用“大部制”改革破解高校部門、職級過多的弊端。為避免學科劃分過細造成學科之間的壁壘,山大實行學部制改革,將現有47個學院劃分為六七個學部,形成學術組織,全部由學術權威、知名教授組成。由學部指導學術發展,將學術發展的決策權交給專家教授。   山東大學晶體材料研究所所長、晶體材料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陶緒堂認為,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是一個去行政化的積極舉措。在目前的情況下,暫時還做不到“教授治校”,至少應該從“教授治學”開始。他說,“不過這只是第一步。高校去行政化,不是消除行政權力,而是規范行政權力,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必須讓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有一個明確的界限。行政權力服務于學術,這才是根本。”   徐顯明也坦承,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只是在山東大學去行政化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要想真正實現大學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分離,需要一個過程,而非一件事、一個文件就能做到。”他同時表示,山東大學接下來還將制訂出臺大學章程,目前初稿已經完成。   山東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院長劉杰認為,校長任學術委員會主任,在教師的招聘、考核、晉升,學校的學科發展、課程設置、人才培養,教育資源和學術資源的配置等方面,不可避免地會發揮行政權的主導作用。他認為,學術委員會應擁有決策功能,行政機構的職能是配合執行,而不能由行政領導說了算。   同時,有關專家指出,大學的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應該代表專家教授的聲音。教學、科研第一線的專家學者代表著學校學術發展方向,應該形成崇尚知識和作為的大學文化,而不是崇尚權力和地位。教授治校、學術至上的辦學理念是大勢所趨。專家們建議,要真正做到把學術的決策權給教授,學校的行政權力服務于學術權力,就要把人事任命、學術資源和經費配置等重大事項交給學術權力來決定。高校去行政化,必須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簡單地講,就是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推行“學術自治”、“教授治校”。   大學校長職業化是趨勢   目前的現狀是,國內很多大學的校長從杰出的學術帶頭人中選拔,甚至有“校長院士化”的傾向。院士當上校長后,往往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管理上,而是放在了實驗室里。無形中,還會將學術資源更多地向自己的領域傾斜,無法做到管理上的公平。   “究其根源,是我國尚未建立大學校長職業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同時也缺乏對大學校長履行職務的有效保障制度。”徐顯明說,大學校長在住房、醫療等方面的保障,無法與黨政領導干部相比;在薪金上的保障,又無法與企業家相比,中國大學校長的崗位,基本是個“奉獻”崗位。因此,相當一部分校長感覺校長崗位是無法讓自己終身引為自豪的,而唯有保持學術的不間斷,才可在不任校長后仍有立身之本。這就是中國大學校長無法在校長的崗位上專心致志做管理,難以成為職業教育家的制度原因。因為,與大學管理相比,他們覺得在實驗室里取得的成就更加榮耀。   有專家指出,高校官學不分的根源在于體制不健全,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并不能解決高校行政化帶來的所有問題。山東大學教授馬廣海認為,去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探索教授治學的有效途徑,充分發揮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管理中的作用。”要使教授治學的權力落到實處,問題的根本不在于校長在不在學術委員會里,機制不健全,校長不在學術委員會里也一樣會干預學術權。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知名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對高校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分離能起到多大作用還有待觀察。“我認為,現在很多高校的學術委員會一年也開不了幾次會,而且很多時候是在行政部門及行政領導的要求下才開會,并不是作為學校獨立的決策機構在履行權力。”   目前,我國大學校長同時從事學術研究是一個普遍現象。徐顯明認為,大學校長選拔制度是導致“官學不分”的原因之一。目前,大學校長常常從學術精英中選拔,這里面有些人適合當校長,有些人未必就適合。他認為,高校去行政化的關鍵,是要推行職業大學校長制度,校長要和學術研究劃清界限,不然,不僅干不好校長,更做不好研究。   熊丙奇認為,校長搞學術研究會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有可能會動用行政權力為自己撈課題,或者是為自己的課題組撈課題。現在有這樣的情況:有些人在擔任校長之前,學術成果很少;擔任校長之后,學術成果反而增多。這顯然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也是高校學術不端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認為,校長職業化是趨勢,大學校長包括其他行政管理部門的負責人不能再從事學術工作。   徐顯明認為,目前我國大學尚未建立職務保障制度,很多人在做了大學校長后,還不愿意放棄某研究所所長或者某重點實驗室主任的職位,就是為了保障不當大學校長后仍然可以獲得人們的尊重。他認為,應該建立完整的職務保障制度,包括履行職務時及離開職務后的制度保障,讓大學校長以管理、經營、服務大學作為自己的最高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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