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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 - 走出“職稱越高 離講臺越遠”的怪圈_補習

走出“職稱越高 離講臺越遠”的怪圈

走出“職稱越高 離講臺越遠”的怪圈 -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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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學近日設立了教學最高崗位--“求是特聘教學崗”。6位長期從事本科基礎教學的高水平教師成為首批受聘者,他們將享受與國家“長江學者”一樣的待遇,年津貼20萬元。   在國內一些高校,上課成為“副業”,教授離“三尺講臺”越來越遠,高等教育質量的下降引人關注。浙大推出的“教學新政”,力圖改變重科研輕教學、重論文輕授課的考核方式,引發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層思考。   上課成教授“副業” 癥結在考核導向   近些年來,在各地爭相建設“科研型大學”背景下,“名師不上講臺”已成為高校的普遍現象。在“重科研、輕教學”的考核指揮棒下,許多大學教師將大量精力花在論文和課題上,無暇顧及課堂教學。   職稱越高,離講臺就越遠。浙大改革前的一項調查顯示,全校3000多位老師,沒有承擔教學任務的約占20%。這其中除了身體等特殊原因外,大多數是科研任務較重的高層次人才。   這項調查同時顯示,浙大教師人均課程承擔量為每年130課時左右,多的三四百個課時,少的僅幾十個課時。“課時量多少當然會因學科不同而不同,但究其根本,教學量的多與少,教得好與不好,和晉升關系不大。”浙江大學副校長來茂德說。   “在原有的考核體系中,科研因子是"顯性"的,有論文、有基金等數據支撐,而教學因子是"隱形"的,效果要長時間才能體現。”來茂德說,譬如一個“973”“863”項目匯報會,如果和上課沖突怎么辦?現實中的解決方法就是請別人代課。   因為重論文輕教學,導致一些高校“教學型”老師被邊緣化。香港補習城曾采訪過一個典型案例:上海交通大學講師晏才宏一生致力于課堂教學,深受學生們喜愛,但是由于缺少科研成績,58歲去世時連副教授也沒評上。   一些大學生在網上這樣寫道:“我不禁要問:究竟如何才是一位真正的好老師?我們常常會發現,一些教授只是把授課當作副業,并未具備足夠的認真程度,又或是講得過于深奧難懂,上得學生們不知所措。”   “教書匠”津貼20萬元 晉升與授課績效掛鉤   為扭轉“上課成副業”的局面,浙江大學推出一系列“教學新政”。其核心是加大教學在職稱評聘、崗位聘任與津貼發放、評獎評優中的權重,力求改變以科研業績主導的考核,建立“教學優先”的激勵約束機制。   香港補習城采訪發現,在首批6位“求是特聘教學崗”受聘者中,國家級教學名師即占5席。這些教師長期工作在教學第一線,擔任本科教學任務,堅持講授基礎課程,并獲得學生好評。   “應聘后,他們教學工作量飽滿,同時須承擔一定的教學改革項目,負責建設教學團隊等。我們會跟蹤考核,一旦未達要求,4年聘期滿后即解聘。”浙江大學人事處副處長朱曉蕓說。   對“求是特聘教學崗”,浙大專門設立“教學崗”評審委員會,采取海內外公開招聘。由于條件較為嚴格,前來應聘者不到10位。   年過六十的國家級教學名師楊啟帆是受聘者之一,“培養學生,對我來說更有意義。”他說。在浙大任教40年,他一直在三尺講臺上盡著一個老師的天職,為本科生上數學建模等課程,并指導學生參加數學建模競賽,每年教學量達幾百課時。   浙江大學把教學的投入度作為教授職稱晉升和薪酬發放的重要考核指標。今后副教授晉升教授時,如果教學工作量不達標或教學效果差將被“一票否決”;教授基礎津貼的50%與教學量掛鉤,若不達標,津貼不予發放。   優秀“教書匠”年津貼20萬元,待遇等同“長江學者”,這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個積極嘗試。來茂德說:“大學最基本的使命是培養人,如果有一天,中國的大學教授能做到"給學生上課是天大的事",那么高等教育就有希望了。”   “名師進課堂”能否提振高等教育?   針對浙大“教學新政”,有關專家表示,設立名師教學崗愿望是好的,傳遞了校正“科研畸重”的積極信號,倡導了“教學為先”的辦學理念,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大學里“名師不上講臺”的問題。   事實上,早在2007年,教育部就出臺規定要求“教授上講臺”,提出“不承擔本科教學任務者不得被聘為教授、副教授職務。被聘為教授、副教授后,如連續兩年不為本科生授課,不得再聘任其教授、副教授職務。”但從實際情況看,在許多高校加快建設“研究型大學”的口號下,教育部的相關規定在執行時明顯走了樣。   “沒有教學,何談大學?大學的第一要務就是培養人才。名師應該走向課堂,讓更多學生分享他們的才華、智慧。”山東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志業說。   但部分專家也認為,“名師不上講臺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如果教學組織結構和教學理念不變,只是把名師趕到本科課堂,那就是“拳頭打跳蚤”,不能根本解決高等教育教學質量下降的問題。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史秋衡說,高校教學不同于中小學教學,后者傳授的是相對成熟的知識體系,而大學教育則是前沿的甚至是有爭議的內容。僅僅“我教你聽”,不是大學理想的教學模式。   “世界一流大學沿用的是研討式、互動式教學,而我們的大學本科教學還是大兵團式的粗放教學。”史秋衡認為,像牛津大學、巴黎高師等學校的師生比為1:3,而我國研究型大學師生比一般為1:16。他們的學生是“熏”出來的,我們的差距還很大。   值得強調的是,教學與科研不應是對立的“兩張皮”。史秋衡認為,科研型大學理想的教學模式不是選幾個教學名師,而應以科研引領教學,在科研活動里展開教學,實現真正的師生互動,在體驗中學習,在熏陶中學習,這才是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的培育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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