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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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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black>王堯教授:勇攀藏學研究的珠峰</font>


王堯教授:勇攀藏學研究的珠峰 -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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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堯教授1928年生于江蘇漣水,是我國著名的藏學家。原就讀于南京大學中文系,1951年就讀于中央民族學院,師從著名藏學家、語言學家于道泉先生,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奧地利維也那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客座教授,現為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教授、藏學家、民族史學家、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兼職教授、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波恩大學《藏文歷史文獻》刊編委。王堯先生畢生從事古藏文資料收集和研究。著有《宗喀巴評傳》、《西藏文史考信集》等,發表論文數百篇。

  肩負使命  立志藏學

  1951年5月初,王堯調離南京,告別了母校南京大學,拜辭了胡小石、羅根澤、汪辟疆、方光燾、張世祿等諸位老師和同學,只身北上,來到了北京。當時正是舉國上下“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進行轟轟烈烈的全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時期。“去吧!到西藏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年輕人最響亮的口號。王堯等一批年輕人響應祖國號召,發誓要為剛剛建立的人民共和國作貢獻。

  就在王堯他們到北京不久,尚在籌備中的中央民族學院)以極大的熱情接待了他們。王堯和先期到達的從復旦大學、安徽大學、山東大學、湖南大學、廣西大學和北京大學等校調來的同學們一起歡慶5月23日達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興奮不已。來自西藏高原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凱墨·索南旺堆、土丹列門、土丹登達和桑頗·登增頓珠跟他們見了面。想到祖國的需要、西藏的需要,當時王堯他們急于想早日學會藏語,早日承擔起祖國交給他們的任務。

  名師指引  探求不懈

  于道泉教授,以極大的熱情和耐心教導王堯他們學習藏語。于道泉教授精通藏、蒙、滿、英、法、德、匈、土耳其和世界語等多種語言,他廣博的語言知識和寬容謙和的態度令王堯他們十分欽佩。他還邀請了在京定居的藏族老學者曲吉洛卓先生,以標準的拉薩口音講授。同時還約請了拉薩功德林寺派駐雍和宮的僧官士登尼瑪喇嘛和原在拉薩與漢族人士結婚、隨夫來北京定居的羅桑曲準女士做口語訓練、對話、答問的輔導。在于道泉教授的精心教學下,王堯對藏語有了初步的認識,引起了濃厚的學習興趣。不久,王堯他們就離開北京,前往藏區,開始了新的學習里程。

  貢噶活佛是王堯他們到藏區投奔的第一位高僧。他曾擔任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的經師,有關于西藏歷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部著作,在東部藏區有極高的威望。他將王堯他們接到貢噶雪山上的貢噶本寺,和噶瑪堪布一道教導他們,選用薩班·貢噶堅贊的哲理詩《薩迦格言》作為教材,讓他們精讀這一部杰作,使他們初次接觸到了藏文古典作品。貢噶上師是一位循循善誘的老師,他教過不少弟子:在臺灣和美國成為一代密教大師的陳健民、屈映光、張澄基都是他的及門上首。貢噶上師至今在海外還有他的再傳或者三傳弟子在弘揚他的教法,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藏文是藏語的書面形式。此后的幾十年中,王堯一直遵循于道泉先生和貢噶上師的教導,努力地探索書面語與方言之間的發展關系及異同。藏語主要分衛藏、康、安多三大方言區。盡管方言各異,讀音不同,但藏文仍然是統一的,書面語通用于整個藏族地區。藏文作為藏族人民的書面交際工具,歷史之悠久在國內僅次于漢文。它是一種拼音文字,屬輔音文字型,分輔音字母、元音符號和標點符號3個部分。其中有30個輔音字母,4個元音符號,以及5個反寫字母。

  1956年6月號的《中國語文》雜志發表了王堯的第一篇描寫藏語聲調的論文,該文明確了藏語拉薩方言中聲調形成的語音變化現象,并以若干書面語的實例來證明聲調是書面語演變的結果。這篇論文受到了王力的重視,他在《漢語史稿》第一分冊中加以征引。了一先生八十高齡時,還書贈王堯一條幅,云:

  “鼎湖訪勝未緣慳,古寺巍然霄漢間,浩浩飛泉長濺水,蒼蒼叢樹密遮山。夏涼爽氣高低山,冬暖晴云來去閑,自顧山靈應笑我,行年八十尚登攀。”

  癸亥霜降后六日錄舊作游鼎湖山詩以應王堯同志雅囑。王力時年八十有四。

  著書立言  繁榮藏學

  20世紀60年代,中央民族學院舉辦了兩期藏文研究班,敦請西藏當代最著名的學者東噶·洛桑赤列活佛來主持講席,王堯承擔了一些教學助理工作,與他共事。這兩期研究班各三年,培養了一批藏學研究的骨干,他們中有的人擔任了西藏自治區檔案局局長、廣播電視局局長、社科院院長、西藏大學副校長,乃至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等要職。這兩期研究班也把西藏學研究大大提高了一步。

  東噶·洛桑赤列活佛與王堯一起共事十余年,又幾次一道出國參加國際會議,對王堯的學術生涯影響深預遠。

  由于藏文研究班和實際工作的需要,王堯開始探索古代藏文的發展脈絡,主要把精力放在吐蕃時期的藏文研討上,以極大的興趣去鉆研敦煌寫卷。“文革”結束后,1980年,王堯、陳踐在北京公開出版了《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聞宥教授題簽了書名。此后,王堯編著的《吐蕃金石錄》和《吐蕃簡牘綜錄》,都敦請聞老手書題簽。《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出版后,受到藏學界同行的熱情關注,初版三千冊很快售罄。1992年重新出版了增訂本,與《吐蕃金石錄》和《吐蕃簡牘綜錄》二書一起,成為三本一套的吐蕃文獻叢書。與此同時,王堯發表了《吐蕃文獻學導論》一文,對古藏文的特點、文獻情況等做了比較全面的介紹。

  在此基礎上,王堯參照了國內外時賢的論點,把藏語發展分為了五個時期:上古時期、中古時期、近古時期、近代時期和現代時期,并發表了《藏語mig字古讀考》、《吐蕃文獻學概述》、《吐蕃的兵制》、《吐蕃的法制》、《吐蕃的官制》、《吐蕃儀禮問答卷》和《北方若干國君之王統敘記文書》等重要論文。后來,王堯將以上一些論文、資料結集出版了《敦煌吐蕃文書論文集》專著。

  學術泰斗  切磋共進

  喬瑪,是歐洲藏學研究的先驅。匈牙利科學院設有“紀念喬瑪國際藏學研討會”,鼓勵青年學習藏學。自本世紀70年代起,并以“紀念喬瑪國際藏學研討會”的形式每三年組織一次國際會議,固定在匈牙利舉行,偶爾也在奧地利舉行。1981年8月,王堯首次應邀到維也納參加“紀念喬瑪國際藏學研討會”,這是中國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學人的身份第一次參加西方世界組織的藏學會議。在會上,王堯在發言當中,離開手上的英文講稿,用藏語向在座的藏族學者們致意約三分鐘,全場為之愕然,因為外國藏學界在當時很少有人能講藏語口語的。會議期間,王堯結識了會議組織委員會主席——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藏學—佛學系主任斯坦克奈爾教授、其助手莫哈博士,旅美學者李方桂教授、張琨教授,和旅居德國的藏族學者邦隆活佛、旅法的噶爾美博士等,結下了友好的情誼。

  最令王堯難忘的是,在會上認識了匈牙利藏學家G。烏瑞教授。烏瑞是當代最有成就的藏學家之一,他曾就藏族的語言、文字、歷史、宗教、民族關系、考古以及在中亞史上的重要地位等發表過一百余篇重要論文,其中絕大多數都譯成漢文發表。他的文章一貫作風嚴謹,實事求是,與西方某些學者借題發揮、惡意反華、煽動分裂者有所不同,備受同行稱贊。王堯和烏瑞第一次見面時,烏瑞就十分熱情地主動和王堯結交,贈送他前兩屆會議的專集,并介紹匈牙利幾位藏學學者與王堯認識,還把他已發表的論文抽印本約九十篇一整套全部贈送給王堯。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秋,王堯應聘到維也納大學藏學—佛學系任客座教授一年,正式接替了烏瑞的位置。現將烏瑞夫人和王堯的通信摘錄兩篇如下:

  親愛的王堯教授:

  我以我的丈夫烏瑞教授的名義,向您表示深深地感謝,在為他慶賀七十壽辰的專集中擁有您的論文的這種榮譽。他非常喜歡這一專集,論文饒有興味,且有很高價值。他正準備從中學習并逐一回函申謝,但是,他已沒有時間去做了。所以,這里只能由我來便是簡短的謝忱。

  卡特琳娜·烏瑞·柯哈米

  1991年7月18日于維也納

  謹以深切的悲痛通知同事和朋友們:

  我的丈夫烏瑞教授1991年7月17日在維也納逝世。他的全部精力貢獻給學術事業,直到最后的一息。

  卡特琳娜·烏瑞·柯哈米

  1991年7月18日于維也納

  在維也納會上,王堯還巧遇了舊友、捷克查爾斯布拉格大學東方學系的約瑟夫·高馬士博士。高馬士先生曾于1956—1958年間,在中央民族學院留學,隨于道泉教授學習藏文和現代藏語,因而比較熟。他回國后,發表了《德格印經院目錄》、《猴鳥的故事》和《薩迦格言》的捷克文譯本,還撰寫過《白居易給吐蕃大相的四封信》等重要論文,名噪一時。

  古人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此次盛會上的收獲,讓王堯產生了要辦一個刊物,專門刊登介紹國外藏學家論著的漢譯文的想法。幾經周折,試刊兩期,但適逢國內搞“反精神污染”,在“洋人的文章,哪能不污染?”的斷言下,幾乎把這個刊物扼殺在襁褓中。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個刊物最終還是得以辦妥手續、公開亮相了,刊名叫《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至今已出了十余輯,共約400萬字,都是與通曉法文、英文、德文、日文、俄文的同事合作,將這些作品翻譯出來,供研究藏學的同志們參考、借鑒的。還出過三種專輯,對一些同志了解情況、溝通中外、交流學術起了重要的作用。

  國際交流   拓展新境

  1982年夏,王堯應邀到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第三屆國際藏學會。會前,會議的組織委員會派了巴巴拉·阿齊茲博士來北京,專程約見于道泉教授、王輔仁同志和王堯。在此次國際藏學會上,王堯介紹了我國藏區藏戲的發展現狀時,還特別提到莎翁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以藏語演出的盛況,并斷言:現代藏語可以表達世界上任何文學名著!當時,與會聽眾報以了熱烈的掌聲。

  這次會上,王堯結識了牛津大學的兩位藏學家:阿瑞斯·馬可和柯立漢·克拉克。

  1982年秋,王堯應聘到維也納大學藏學—佛學系教一年書期間,遇到了石泰安教授。石泰安教授是法蘭西學院漢學和藏學講座教授,是繼沙畹、伯希和、馬伯樂、戴密微以后的漢學藏學并舉的重要人物。在20世紀30年代,他逃避希特勒納粹黨徒的迫害,從德國逃亡到巴黎,與于道泉先生結為密友,締結了牢固的友誼。

  1983年春天,王堯去了巴黎,那是石泰安教授的精心安排。石泰安教授的弟子噶爾美博士熱情接待了他,并陪同他到巴黎國家圖書館東方手稿部去閱讀敦煌寫卷文書,使得王堯如愿以償,在短短的兩個星期中,盡可能多地閱讀到重要的藏文卷子,把《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所包括的幾個卷號都一一作過核對,并補足了幾處重大的闕文。

  離開巴黎,王堯又前往倫敦,主要是為了調查收藏在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敦煌藏文寫卷和若干新疆出土的藏文簡牘。在那里,王堯有幸讀到了托馬斯教授的《關于西域的敦煌藏文文獻》四卷本和瓦累布散編寫的《斯坦因搜集的敦煌藏文寫卷目錄》這些珍貴的資料,還有機會借閱了黎吉生和查爾斯·貝爾等前殖民政府官員在西藏寫的若干報告的手稿。

  通過這次在巴黎、倫敦的訪問,王堯寫了一篇《最近十年國外學者對敦煌藏文寫卷研究的述評》,發表在了《中華文史論叢》上。

  1985、1986到1987年,王堯接連訪問了德國,主要在巴伐利亞州的首府慕尼黑和臨時首都波恩開會、教書。

  老驥伏櫪   壯心不已

  年逾八旬的王堯教授如今仍然在指導博士生研究生的學習,還一直主編著兩份學術刊物—1983年創刊的《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至今已出版18輯,2000年創刊的《賢者新宴》至今已出版了5輯。壯心不已,一腔愛我中華之情,令年邁的王堯教授依然奮發不懈,情凝筆端、化為鴻篇巨著。

  2002年,王堯教授主編的《西藏歷史文化辭典》榮膺“中國圖書一等獎”;

  2004年,王堯教授主編的《中華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榮膺“中國圖書一等獎”,由肖克將軍擔任總主編、十位著名專家合力編著的這套《中華文化通志》珍典,被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作為國禮,饋贈給了國外的大學和圖書館收藏。

  2006年,為了表彰王堯教授在藏學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貢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頒發給了他“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這是對王堯教授一生奉獻藏學、探求不懈的肯定,也是對他的學術地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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