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習城,是你的最佳選擇

HKTutorCity
香港補習城是上門補習介紹中心,提供私人補習導師的補習中介網站
上門補習網會為家長作出專業導師介紹,不論小學補習、中學補習、334補習、中英文補習,
導師網皆為家長提供優質導師中介服務。

補習

補習

有少於1年補習經驗補習導師


中學:Carmel Bunnan Tong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上門補習經驗及補習年資:少於1年
誠補小學全科+中學中文,通識 總分︰23 (main subjects+1 best subject) 中國語文 5 通識教育 5 經濟 4 數學M0 3 生物 3 歷史 3 經濟 4 本人關心學生考試成績,定能幫助學生獲得理想成績。此外,本人個性開朗健談, 人格方面,家長及學生不用擔心, 助其解決學術上的困難, 相信本人可以勝任此工作。......

HKTutorCity





















時事新聞

補習 - -font color=black-著名社會學家 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的學問人生--font-_909


<font color=black>著名社會學家 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的學問人生</font>


著名社會學家 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的學問人生 - 補習

http://www.hktutorcity.com

  賈仲益  張巍

  “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是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的學問人生。

  費孝通先生是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是蜚聲中外的學術大師,同時也是在教育戰線上辛勤耕耘一生、培育英才無數的教育家。1938年,費先生在英倫完成學業后,毅然回到抗日烽煙四起的祖國,任教于西南聯大,施展其學術報國之志。此后近七十年,除了因“反右”、“文革”被剝奪了工作機會之外,他一直堅守在教學科研崗位上,為實現“志在富民”的學術抱負而殫精竭慮。“春蠶到死絲方盡,燭炬成灰淚始干”的詩句,最能概括他心系天下、生命不息、求索不止的光輝一生。

  開風氣,育人才:一位勇往直前、大膽求知的教育家

  費先生在教學上是一位十分用心且慧眼獨具的好老師。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始終在思考教師教什么、如何教,學生學什么、如何學等根本問題,并形成了獨到見解和教學模式。

  在《鄉土中國》這本廣受讀者喜愛的名著的《重刊序言》中,費先生是這樣表述他的教學觀的:

  我當時在大學里講課,不喜歡用現存的課本,而企圖利用和青年學生們的接觸機會,探索一些我自己覺得有意義的課題。那時年輕,有點初生之犢的闖勁,無所顧忌地想打開一些還沒有人闖過的知識領域。我借“鄉村社會學”這講臺來追究中國鄉村社會的特點。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講的,所講的觀點完全是討論性的……我敢于在講臺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盤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教育方法。我不認為教師的任務是在傳授已有的知識,這些學生們自己可以從書本上去學習,而主要是在引導學生敢于向未知的領域進軍。作為教師的人就得帶個頭。至于攻關的結果是否獲得了可靠知識,那是另一個問題。實際上在新闖的領域中,這樣要求也是不切實際的。……在教室里,教師是在帶領學生追求知識,把未知化為已知。

  費先生這種視帶領學生探索新的知識領域、把未知化為已知作為教學本質的教學理念,并不是因為年輕氣盛、初生牛犢不怕虎才產生的想法,而是他執教生涯中始終堅持的教學觀。

  1950年代初,還處于草創階段的中央民族學院,教學上有很多課程既缺乏教材又缺乏師資。身為副院長的費先生在兼任多種重要行政職務、工作十分繁忙的情況下,又承擔起無人認領課程的教學任務:

  我記得1953年我在中央民族學院負教務上的責任時,為了要為學生提供有關中國各民族的基本情況,曾四處求人講授,最后只能自己擔任,利用有限的歷史資料和中央訪問團的調查材料,編出了一本講義。在編寫時就深切體會到中國的各民族在族源上、在發展中都是密切關聯的。我們這個中華民族就是由這密切相關的各部分,在復雜的歷史過程中結合成的。但是怎樣以這個過程為綱,把中華民族這個實體講清楚,我沒有把握。這門功課我只試講了一年就停止了。但是我的愿望并沒有熄滅。

  費先生不畏繁難而開設的這門課程,不僅在1950年代是個空白、是個難題,以至于作為當時全國民族研究人才最為集中的中央民族學院也無人樂于承擔,而且費先生力圖在這門課上講清楚的中華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及其復雜過程,實際上到了30多年后的1980年代,依然是薄弱的研究領域。但又是費先生,帶著他50年代的學生陳連開等一起,通過深入研究,在1980年代末,又一次化未知為已知,提出了被稱為“認識中華民族結構全局的鑰匙” 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

  作為老師,他不僅在勇于向未知領域進軍,帶領學生探索未知、化未知為已知方面帶了頭,即使在耄耋之年,依然老驥伏櫪,始終沖在前面;而且,基于“實踐出真知”的知識觀,他在引導學生腳踏實地、面向現實、面向人民求知問學方面,也樹立了光輝榜樣。他曾經說過:

  中央民院辦語文系時我們規定學生都要下去在少數民族中生活一年,沒有一個不下去的。只有到實地去調查,和群眾接觸,向群眾學習,我們才有知識。要形成這樣的風氣。

  他對于學科理論,也是堅持同樣的看法:

  理論與實際的相結合不是空喊的口號,我們社會學人類學工作者就是要一路看生活,看真正碰到具體的人,從這里邊去找出一點真正的道理,這就是社會學人類學,離開了實際接觸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新東西出來的,人的真實生活里邊有道理啊!是理論之源。

  關于什么才是科學,他的看法和態度非常明確:

  看來科學不可能也不應該脫離現實,也很難超越現實,所能要求于科學工作者的可能只是忠于現實,就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以主觀愿望來歪曲現實。我也相信只有實事求是地得來的知識,才能成為促進人們生活的知識。強調知識的實用性,我不認為是貶低了它的品質,而恰恰相反這正是科學知識的可貴之處。

  他是一個“身教重于言教”的導師,在不畏艱難困苦、虛心向人民向實踐求知上,他不是一個只作口頭主張的先生,而是身體力行、率先垂范的急先鋒。1935年,費先生偕同新婚燕爾的妻子王同惠女士深入廣西大瑤山開展民族調查不幸罹難的遭遇,是中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界人盡皆知的悲壯故事。遭逢如此重大的打擊,費先生卻依然矢志不移。他一生行行重行行,從開弦弓到云南三村,從東南沿海到廣大的民族地區,足跡遍及除了西藏和臺灣以外的祖國各地,走一路、寫一路,留下了大半個世紀中國社會變遷的最真實寫照、最深刻思索、最系統成果。這就是他主張的“理論與實際結合、教學與研究結合”的學術道路,也是他一貫倡導和堅持的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如今已延續成為中央民族大學的參與式研究型教學模式,變成了當代中國人文社會學科的重要傳統。

  生有涯,知無涯:一位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學科領路人

  費先生毫無疑義是當代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界的一面旗幟。早在1930年代后期,未到而立之年的費先生就以《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贏得人類學功能學派大師馬林諾斯基的高度贊譽,稱它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在為這部著作所寫的《序》中,身為導師的馬林諾斯基寫到:

  此書雖以中國人傳統的生活為背景,然而它并不滿足于復述靜止的過去。它有意識地緊緊抓住現代生活最難以理解的一面,即傳統文化在西方影響下的變遷。作者在科學研究中勇于拋棄一切學院式的裝腔作勢。他充分地意識到,要真正地解決實際困難,知識是必不可少的。費博士看到了科學的價值在于真正為人類服務。

  這段話飽含著一位名師對愛徒過人才華的欣賞和無限的期許,同時也準確地概括了費先生的學術品格,就是迎難而上、求索不止的求知精神。就在老師的贊譽以鉛字的芳香飄散于西方學術界,令同行們欽羨仰慕、使費先生年紀輕輕便成為世界知名學者的時候,他本人卻全然無心于自我陶醉,而是匆匆告別了恩師和西方同行,投入到正飽受日本侵略者鐵蹄蹂躪的祖國懷抱,在云南開始了認識中國、建設國家的新征程。在費先生心里,個人的毀譽是不足掛齒的,只有人民的幸福、國家的富強才能時時牽動他的心思;而為了實現“志在富民”的抱負,他從不讓自己停下探索的腳步,從不躺在已取得的成績上沾沾自喜。他緊跟時代步伐,自覺承擔時代賦予的學術使命。1986年,《江村經濟》一書的漢譯本問世時,他曾賦詩一首:

  愧赧對舊作,無心論短長。路遙知馬力,坎坷出文章。毀譽在人口,沉浮意自揚。涓滴鄉土水,匯歸大海洋。歲月春水逝,老來羨夕陽。闔卷尋舊夢,江村蠶事忙。

  這首詩可以視為費先生的“明志”詩,它清楚地表達了這位名滿天下的學者怎樣看待成就,怎樣看待名譽,怎樣看待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系。而這正是我們理解費先生學術人生、學科建設思想的關鍵。

  關于學科建設,費先生語重心長地說過:

  我自己一直堅持在做研究,一方面給年輕人做些破題搭橋的工作,另一方面實在是想親自摸索出一條路子。因為文化是人創造的,它是有特點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點。社會學作為一門系統的學科有其實用性,研究在社會發展中有特點的東西,它不像自然科學,這是不能從國外照搬的,我們不能搬了蘇聯的,再去搬美國的,一定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建立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

  他諄諄告誡中國學人:

  我自己的反省使我感覺到社會科學如果要在中國發生它所應有的作用,至少要做到下列幾點:

  一、研究的問題必須要接受當前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

  二、研究的材料必須要是直接在實地生活中得來的觀察。

  三、研究的結果必須要用來去應付實際的問題,在應付實際情況里去表證或否定一項理論的正確性。

  要實現這些條件,研究工作的形式也必須改造,是必須把學院和社會切實溝通,研究和行政打成一片。當然我明白目前的環境還不允許這種改造,但是我很相信Mayo教授所說的:除非社會科學者接受處理社會的責任,社會科學將永遠空洞無物,無關宏旨,而且將永遠是個沒有穿著珠寶拖鞋的辛德勒拉,也永遠將受異父的姊妹們的虐待和藐視。

  為了探索出反映中國特點的、能夠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并以此贏得國際學術界尊重的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費先生日夜兼程,從不懈怠,老而彌堅,不輸少壯。1981年,年過七旬的費先生應《文獻》叢刊之約撰寫《學歷自述》時,于篇尾留下了這樣的話:

  白駒易逝,去日難追,彈指間已是齒搖發落。曠學日久,偶一回首,不寒而栗。前程遙遠,任務艱巨,駑鈍供驅,不敢言志。

  在《社會學文選·序》中,他為上述這一段話留下了一個腳注:

  我下定決心,要用最后10年追回失去的20年。身子是過得有點緊張,但我不能再辜負生命的最后一段了。人稱晚節,我叫它最后的機會,是表白自己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的最后機會,是回償一生得之于親人、得之于社會的最后機會。

  他不是因為曾虛擲韶華、驀然皓首而著急,而是因錯誤的政治路線被耽誤了人生最寶貴的整整二十個創造華年而痛惜。但就在很多人怨天尤人的時候,他卻備加珍惜生命,用“最后的十元錢”來比喻所剩不多的生命歲月,并且立誓要與時間賽跑。因為他深刻認識到個人的生命并非屬于自己,而是人文世界生命流中承前啟后的一環,他要完成自己給自己規定的任務;這個任務不是為了個人爭名逐利,而是社會良知要自覺擔當的天職:

  一個人從進入這個世界到離開這個世界,最長不過百年。在這段時間里邊,我們從前人那里繼承過來已經創造的文化成果,在這個基礎上又做一點事,為人文世界增添一點東西。……我們要接下上一代的好東西,發揚下一代的新精神。在這個文化的傳承過程當中,自己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確在這條線上我處在哪個地方,該做點什么事,做到什么程度。……

  費先生不僅為了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而拼命工作,而且他記取老師潘光旦先生的諄諄告誡,始終注意處理“派”與“匯”的關系。他還始終將學科建設和發展放置在時代背景和全局視野下來思考,自覺地做到與時俱進、服務大局。因此,他總是不斷提出新命題,不斷發展出新的理論,不斷地突破學科傳統的領域,打破所謂的學科界限,使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有自己的氣派、自己的風格。費先生自喻為“脫韁的野馬”,也許我們可以這樣來詮釋“脫韁野馬”的含義:全力以赴地前進,與時間賽跑,始終走在時代的前沿、不甘落后;不斷突破學科的傳統領域,不斷拓展學科的新領域,不斷追求新境界;從不甘于在某一具體學科范囿之內自縛手腳、滿足于做一個專家,而是為了發揮學術“出主意、想辦法”的功能,一切從實際需要出發,不斷兼容并蓄、融會貫通、取長補短,打通學科間的人為壁壘。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費先生這樣展望自己為之奮斗一生的學科,并向后人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們社會學至今還難以直接研究的東西,但這些因素,常常是我們真正理解中國社會的關鍵,也蘊含著建立一個美好的、優質的現代社會的人文價值。社會學的研究,應該達到這一個層次,不達到這個層次,不是一個成熟的“學”。如果我們能夠真正靜下心,坐下來,潛心梳理這些傳統的寶貴遺產,真正在這方面獲得一些突破,那將是社會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躍進。

  從學科的狹隘意義上追念費先生,我們不禁喟然感嘆:中國社會學人類學何幸而有費孝通!

  忘沉浮,憂蒼生:一位胸懷人民、放眼世界和未來的思想家

  費先生一生充滿坎坷。費先生的女兒費宗惠女士與丈夫張榮華先生在緬懷父親的《坎坷生涯平凡人,真誠心懷天下事》一文中寫到:

  由于疾病的原因,父親早年的求學生涯就不是十分順利,童年因為身體羸弱曾不得不就讀女校,而且一輩子為哮喘病所困擾;在燕京大學期間還曾因患肺炎住院半年。1935年,父親經歷了一次常人難以忍受的死亡威脅和喪親之痛。在廣西大瑤山的實地社會考察中,父親誤入捕虎陷阱險些喪命,先母王同惠女士為救助父親脫險而溺水身亡。……

  還有,父親對學術的執著追求和對政治的熱情使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成為一個從事社會活動的人物。1927年,父親在蘇州的時候就參加了當地的青年政治活動,迎接國民革命軍進城。1931年,父親在燕京大學念書時參加北平學生反對日本侵占東北三省的示威活動。在抗日戰爭時期,他被人稱為“民主教授”,后來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并很快成為民盟的骨干力量。1946年,由于民盟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李公樸、聞一多、潘光旦和費孝通成為國民黨特務暗殺名單上的人物。李公樸和聞一多被暗殺了,潘光旦和父親幸免于難。1949年以后,由于他在學術上的貢獻和在政界的影響而受到新政府的重視,組織和參加了一系列有關重大問題的工作。但是不久,1957年,父親被打為“右派”,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厄運:蹲過牛棚,挨過批斗,參加過勞動改造。幾乎每次政治運動父親都未能逃脫,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這段平實而深情的文字十分概括地素描了費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令人欽敬和感動的是,無論身處順境還是遭逢逆境,費先生都能以常人所不能的坦然和寬和去面對:

  在父親的眼里,這些個人的坎坷只是一個平凡人的人生道路上留下的痕跡。他總是積極地看待自己的經歷,從中國社會的命運中接受個人坎坷的遭遇。在我們所收集的文章里,看不到他個人的抱怨,看不到他個人的仇恨;看到的只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面鏡子,看到的只是他對國家命運和人民利益的一片真誠。

  費先生博大的胸懷與他敏而好學、思想獨立而活躍深沉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青年時代,他從抱著治病救人的熱忱而選擇醫預科,到認識到“人們的病痛不僅來自身體,來自社會的病痛更加重要”而決心“要學社會科學去治療社會的疾病”,完成了從一個有政治熱情和社會責任感的愛國學生到一位深沉博學的學者的轉變。1937年,年僅27歲的費孝通在為即將出版的博士學位論文《江村經濟》所寫“前言”的結尾這樣寫道:

  目前的研究,僅僅是一群懂得了這一任務的重要性的中國青年學生的初步嘗試。在福建、山東、山西、河北和廣西都開展了同樣的研究。將來還會有更廣泛的、組織得更好的力量,繼續進行研究。我不太愿意把這本不成熟的書拿出來,它之所以不成熟,是因為日本人占領并破壞了我所描述的村莊,我被剝奪了在近期作進一步的實地調查的機會。但我還是要把這本書貢獻出來,希望它能為西方讀者提供一幅現實的畫面,這就是:我的人民肩負重任,正在為當前的斗爭付出沉重的代價。我并不悲觀,但肯定地說這是一場長期而嚴重的斗爭。我們已作了最壞的準備,準備承受比日本的炸彈和毒氣還更壞的情況。然而我確信,不管過去的錯誤和當前的不幸,人民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中國將再一次以一個偉大的國家屹立在世界上。本書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歷史的記錄,而是將以百萬人民的鮮血寫成的世界歷史新篇章的序言。

  在國運衰微、民族危亡的歲月里,這些文字和這部名著的字里行間,不僅閃爍著耀眼的學術智慧,浸透著青年費孝通對祖國、對人民深沉的愛,而且向世界傳達出以他為代表的年青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在苦難中煎熬的中華民族必將重新崛起的堅定信心,顯示了他超人的遠見卓識。

  作為一位思想家,費先生不僅關心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祖國,將“了解中國,改造中國,將自己的學術還之于民”作為人生的最大目標,而且熱愛人類、熱愛世界和平。從1980年代開始,面對紛亂的世道和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他在大量的文章中,不斷地表達一位世紀老人、一位思想家對人類命運的深切憂患和深邃思考。1989年,他在一次國際學術會上發言時指出:

  我特別關心的是另一方面的教育工作,那就是怎樣去培養出善于在文化多樣性的世界里能夠和平共處、并肩前進的21世紀的人。我之所以特別關心是因為我認為目前世界各國的教育還很少注意這個問題。

  當前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種族和種族、宗教和宗教等等之間的公共關系,已經由于地球越來越小,使它們之間互相接觸越來越頻繁,而變得越來越復雜。早期由部落和種族斗爭所遺留下來的那種以對抗來解決矛盾的辦法已因科技發達逐漸失去其實際可行性。這個一發牽全局的世界,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超常毀滅性的武器所威脅的不只是斗爭的對方,而且將包括自己在內的整個人類的生存。這已經是一般的常識。因而也使得這一類的矛盾必須避免發展成非常嚴重的對抗性質。但是到目前為止,針對這種威脅的思路卻還是從減少或銷毀這類武器本身著眼。20世紀的整個年代似乎還沒有走上更理想的道路。

  我想提出來討論的是,我們是否可以從人的思想和意識方面積極地進行和平共處的教育,就是在精神文化領域里建立起一套促進相互理解、寬容和共存的教育體系。我稱這種體系為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這個體系包括了21世紀人共同生存的根本規則,顯然將聯系到人對人,人對社會,人對自然等的基本意念。

  循著這個思路,費先生不斷深入地思考,先后提出了“和而不同”、 “文化自覺”、“美美與共”等重大思想命題。對于這個思想過程、內容和背景,費先生這樣解釋到:

  人類每逢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所謂“圣賢”,其實,這些“圣賢”就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具有博大、深邃、廣闊的新思路和新人文理念的代表人物。我曾經把當今的世界局勢比作一個新的戰國時代,這個時代又在呼喚具有孔子那樣思想境界的人物。我確實已經“聽”到了這種時代的呼喚。當然,今天的“圣賢”,不大可能是由某一種文明或某一個人物來擔當,他應該,而且必然是各種文明交流融合的結晶,是全體人類“合力”的體現。近年來,在討論全球化這個話題的時候,我多次提到“和而不同”的概念。這個概念不是我發明的,它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核心。這種“和而不同”的狀態,是一種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類的理想。但是要讓地球上的各種文明,各個民族、族群的億萬民眾,都能認同和貫徹這個理想,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為此,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我還提出了“文化自覺”。什么是文化自覺?簡單地說,就是每個文明中的人對自己的文明進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這樣,人們就會更理智一些,從而擺脫各種無意義的沖動和盲目的舉動。

  后來,我又進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設想。這幾句話表達了我對未來的理想,同時也說出了要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我認為,如果人們真的做到“美美與共”,也就是在欣賞本民族文明的同時,也能欣賞、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就達到了一種和諧,就會出現持久而穩定的“和而不同”。

  當代著名的文化學者劉夢溪先生在紀念費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發言中這樣評價費先生和他的思想:

  費老是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也是政治活動家,但在我看來,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思想家,一個獨立的思想者,一個不斷進行思考的思想者。……

  我這里著重想說的是,在他的晚年,他還提出了許多對當今中國極有價值的思想。其實,這些思想大家也是知道的,但我愿意用我的方式對他的兩個令人震撼但又未引起人們充分注意的思想,作一些詮釋。有的文章談到過他的這兩個思想,但對于它們在當今中國和當今世界的意義,它的學術價值,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闡揚。

  劉夢溪先生在上述這段引文中提到的“兩個令人震撼但又未引起人們充分注意的思想”,就是“文化自覺”和“美美與共”。這些思想遺產,是費先生留給中國和世界、照亮人類未來前途的智慧明燈。

本文來自中央民族大學新聞網

 



 
Tag: 補習 |
上門補習 |
補習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