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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年-2年補習經驗補習導師


中學:St. Frabcis' Canossian College
上門補習經驗及補習年資:1年-2年
本人於港島灣仔區就讀Band 1傳統名校嘉諾撒堅方濟名書院。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副學士二年級學生。雖然高考成績不如理想,但升上副學士後,本人加謹溫習,因此GPA有3.6以上,有望於來年升上大學。在高考時,地理科成績最理想,有C級。另外,本人自小學習普通話,於公文式曾於全港數百名同級學生中排名第二,亦以超越學年三年畢業,因此我對於普通話拼音與會話皆有相當之了解。除此以外,我於城市大學亦有參與與社福機構協辨的輔導班, 為正接受警司警誡的學童提供功課與心理輔導。因此, 我相信我定能勝任補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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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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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color=black>從恩師宋蜀華的教育人生中領悟為人為學為師之道</font>


從恩師宋蜀華的教育人生中領悟為人為學為師之道 -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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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仲益

  智者之道:學海勤磨礪  求索伴一生

  1923年6月19日,宋蜀華先生出生在成都順城街圣公會一戶書香之家。學貫中西的父親宋忠廷畢業于英國牛津大學研究院,長期擔任四川大學、華西協合大學外文系教授,他對子女要求寬嚴張馳有度,并以“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奉為家訓,對先生一生影響至深。

  與許多孩子一樣,在宋先生6歲時,父母將其送到教學嚴格的啟化小學,12歲小學畢業后入成都私立高琦中學,一年后轉學至教會學校——建國中學。先生自幼十分勤奮、用功,學習多上等。巴山蜀水的靈秀及寬嚴適宜的家教,使其淡泊天成的品性不斷得到凝煉。初中畢業后,先生入華西協合大學附中讀高中,1942年畢業。父親雖對西學興趣濃厚,但對中國傳統史學亦較為鐘愛,受其影響和熏陶,先生對史學也頗為有志,經反復權衡,遂慕名投考有顧頡剛、錢穆、張維華等名師執教的齊魯大學歷史社會學系。抗戰時期的成都華西壩名校云集,各大學實行學分制,學生可跨校選課,各校相互承認學分。在主修歷史的同時,先生又選修了著名考古學家、人類學家馮漢驥教授的人類學課程。在此過程中,宋先生逐漸對人類學發生了興趣,且與時俱增。1944年秋,宋先生與幾名同學轉學入由林耀華先生執掌的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并成為成都燕大最后一屆校友。不過,讓先生沒有預料到的是,此次專業轉向,也為他未來一生的研究旨趣埋下了伏筆。1946年,先生從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獲社會學學士學位,隨后留在成都華西協合大學考古與民族學博物館從事文物登記、分類、編目等工作。1946年冬,宋先生獲得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獎學金,1947年初,赴澳洲入悉尼大學研究院,師從著名人類學家厄爾金教授攻讀人類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49年的中國正處在風云變幻的重要歷史時期,剛剛獲得碩士學位的先生意識到祖國正經歷著一場巨變,他謝絕了恩師的挽留,抱著“中國人為中國人服務”的信念,毅然決定回國。先生于1949年2月初啟程回國,3月下旬抵成都,繼續在華西大學博物館工作。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北京簽訂,隨后應林耀華先生之邀,先生參加了由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和中國科學院組織的西藏科學工作隊入藏進行科學考察,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入藏進行研究的學者隊伍。當時科考隊是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八軍炮兵營一起進藏的,隊員身著軍裝,實行軍事化管理。新中國建立之初,入藏的路途極其艱難,山體坍塌、土匪攻擊時有發生,高原反應、缺糧短炊也常威脅著隊員們的生命。先生與科考隊成員一起,翻越山嶺、騎馬徒步,過雪山草地,歷經千難萬險,歷時一個月才抵達拉薩。由于農奴制殘余的影響,藏區的工作環境也充滿了諸多的困難,但隊員們不為此所懼,克服重重阻礙,以他們堅韌的毅力順利完成了任務。艱苦環境和富有挑戰性的工作給先生留下了至深的記憶,他的精神世界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禮。他時常回憶高原強烈的陽光、蒼莽的雪山和碧空如洗的藍天,還有樸實勤勞的藏民,在他看來,那是一片圣地,目光所及都會使人產生遐想,觸動心靈,塵世間許多繁蕪、名利都會被陽光、雪山、藍天沖淡,讓人漸入一種境界。西藏考察歸來后,先生撰寫了“西藏社會概況”、“昌都地區社會概況”部分稿子,此后又根據調查所得資料,對西藏農奴制和云南西雙版納傣族農奴制進行了對比研究,成為該研究領域之先驅。除西藏外,先生還到過青海、云南、貴州等地進行過深入的田野調查,這些經歷給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也鍛煉了其心性,凝煉了其思想,使他對學科、對世事的認識有了更加睿智的體悟,從而影響著他對學生的教育,無論是知識方面還是為人處事、教書育人方面亦如此。他曾在一本專著的后記寫道:“我的田野調查工作,主要是在50年代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特別是在參加云南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期間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到改革開放以來,除教學外,由于行政工作纏身,雖也曾多次前往云南并到過民族地區,舊地重游。然而到了民族地區也僅僅是走馬觀花,浮光掠影,再也沒有像50年代那樣能夠長期蹲在民族村寨和當地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機會。盡管當時生活比較艱苦,但苦中有樂,每有所得,倍感愉快。”

  先生的妹妹曾講述自己兄長年近八十開始學電腦打字的故事:1990年代后,計算機逐漸普及。學校日常教學管理中也開始使用計算機,網上下載辦公資料、網上提交或用打印稿提供有關教學資料漸成為教師必備技能之一。先生逐漸覺得不會使用計算機的諸多不便。恰巧在美國工作的女婿給他送來一臺筆記本,先生便開始對這個洋玩意認真鉆研起來。他請來電腦操作較好的同事的孩子,給他講解原理和如何操作。他把從開機到打字最后到關機的所有操作程序,按順序一條條認真記錄下來,然后開始練習。如果平常還有不甚明白之處,除了看筆記外,就問孫子。先生學的是拼音打字,可他以前沒有學過拼音,于是就一點點練,家人至今還記得他學電腦時的那副認真樣。功夫不負有心人,幾個月后,他已能用拼音輸入法打出較短的文章了,雖然速度慢,但對一位八十高齡的老人來說實屬不易之事。有同事戲稱,宋先生可能是中央民族大學最老的學習電腦操作和打字者,并傳為佳話。

  師者之風:教書先育人治學以致用

  1952年,教育部對高等學校院系進行調整。燕京大學民族學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及社會學研究所被取消,先后并入中央民族學院。這年8月,先生參加的西藏考察隊也結束了考察工作,由成都乘飛機經重慶抵北京,向中央領導匯報工作。這時恰逢中央民族學院成立研究部,先生便與科考隊社科組的部分成員一道留在了北京,參與研究部工作,從此再未離開過中央民族學院),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教書育人工作,期間還曾擔任過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中國民族學學會會長,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專家委員等職。

  半個世紀來,先生不僅承擔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多門課程的教學任務,還獨立培養了數名博士研究生。先生的教書育人思想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強調基礎知識的學習、為人與為學并重、學術的應用性、嚴謹認真的作風、嚴于已寬于人的品行、勤奮好學的表率等。

  在宋蜀華先生看來,學習方法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得當與否,不僅關系到如何獲取知識的問題,而且有利于知識的掌握和理解,故極為強調“三基”的重要性,即學習過程應重視基礎知識、基礎理論、基本技能的重要性。因而在教學中,他既重視基礎知識的傳授,也倡導知識的提煉,通過基本知識的學習總結出普適性的內涵來,同時在更高的層次上如何運用理論去認識和理解社會文化現象。這種層層遞進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在掌握基本知識的基礎上,學會如何去看待知識的結構和內涵,從而有效地理解知識的意義。至今,該方法仍讓許多學生受益頗多。不僅如此,先生自己在教學和研究的過程中,也總結出一些有意義的方法來,如縱橫觀的提出。先生認為,歷時與共時研究都非常重要,民族學的研究不僅應注重當下,還要與歷史資料相互結合,才能更好地闡釋社會文化現象。同時,在進行中國社會文化研究時,不要一味地遵從國外的理論,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結合中國國情,這樣才能得出有利于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理論方法,故而積極倡導民族學中國化的理念。

  在培養學生方法論學習的同時,先生對學生要求也十分嚴格,他一再強調為學與做人的關聯性,治學必先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人,認認真真地做事”是他奉行的人生準則。他教育學生對人要學會包容,理解他人,不要太計較,并言傳身教,身體力行。先生大味至淡的人生態度感染了許多學生和同事,深受他們的敬重。

  對先生而言,學習既是充實自己思想靈魂的有效方式,也是服務于民和社會的重要途徑。在他看來,學術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只有與實踐相結合,才能體現出其應有的價值。故先生一直在思考和探究學以致用的問題,即如何將學術研究與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結合起來,為當地人及民族工作服務,并逐漸探索出了一條多學科有機結合和遵循民族學中國化發展的思路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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