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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 - 聚焦城市三大底層群體 蟻族大學生夾縫中生存_333


聚焦城市三大底層群體 蟻族大學生夾縫中生存


聚焦城市三大底層群體 蟻族大學生夾縫中生存 -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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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蟻族”大學生:在夾縫中艱難地向上

  【背景】大城市城鄉接合部的廉價出租屋,聚居了越來越多畢業后無法找到工作或工資很低的“蟻族”大學生。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大多從事著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營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他們既沒有被納入城市的管理體制,也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福利;他們拿著微薄的工資,維持著最基本的生活,期待機會的出現。

  根據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廉思帶領的課題組調查,八成以上的“蟻族”來自農村和縣城,他們肩負了父母的囑托、弟妹的希望,懷著改變家庭命運的夢想,被困在了都市。2010年,“蟻族”月均收入僅為1903.93元。

  【自述】

  ——2004年畢業于海口經濟學院商務英語專業的傅麗君,目前在海口市一家會展公司工作。

  “我們是一所民校,要想找個好工作很難。畢業7年,記不清這是我換的第幾份工作了。我每月工資1500元左右,公司沒給買社保,我也不敢計較,因為找一份工作很難。去年7月以來,海口的房租漲得厲害,我與同事租個10平方米不到的小單間,每月工資去掉房租、水電費300多元,伙食費500多元,手機話費、寬帶費150多元,交通費120元,所剩無幾了。每分錢都要精打細算。”

  “經常有人問我:過得這么苦,為什么不回家?我來自江西上饒地區的一個小縣城,那里沒有幾家企業,想吃財政飯沒有關系基本不可能,工作機會比海口少得多。我回去干嗎?”

  “海南的房價這么高,買房子我是不敢奢望了。未來就盼望著能夠單獨租得起一間房子,大小無所謂,只要價格便宜,租期比較長。我做夢都想好好打扮一個溫馨可愛的小窩。”

  ——26歲的王曉琳大學畢業后,在北京中關村一家小公司做策劃,每月平均工資2200元。她和另一位大學生在海淀區城鄉接合部合租了一間房子,兩人每月分攤500元的房租。房間里只能勉強擺下兩張單人床和一個衣柜。

  “我來自河南農村,家庭收入很低。父母能供我大學畢業已經很不容易了。原以為考上大學可以改變自己的人生,但畢業時才發現,由于自己沒有硬關系,可能還要回到村里。”

  “我看慣了大城市的繁華,老家是不想回去了。再說,回家鄉也要從頭開始,父母都在農村,完全幫不上我。現在雖然處境艱難,但只要有希望,就要硬著頭皮往前走。”

  【點評】據教育部的數字,“十二五”時期大學應屆畢業生年平均規模將達到近700萬人。目前,大學生就業率為80%,不少人處于就業不穩定狀態,這意味著“蟻族”群體將有擴大的趨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所長尹韻公認為,“蟻族”問題從根本上講是新時期我國底層知識青年的發展問題。停留在社會底層的大學生一旦夢想破滅,會將人生中的種種不如意,歸咎于整個社會,從而使自己和社會對立起來,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必須統籌解決“蟻族”的就業問題和社會保障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龐大的群體,孤獨的個體

  【背景】全國總工會的調查數據表明:出生于上世紀80年代后,年齡16歲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已超過1億人,占農民工總數的60.9%,占全國職工總數近一半,已成為產業工人主力。在城鄉兩端都處于邊緣化狀態,是新生代農民工最顯著的群體特征。

  【自述】

  ——26歲的唐小寧,來自湖南省武岡市文坪鎮的一個小山村,現在是海南農豐寶肥料有限公司有機肥車間的一名工人。

  “我家5口人,父母、弟弟、妹妹都在深圳打工。我在父母眼里是一個不安分的人,17歲就出門打工了。9年間,在深圳、東莞、佛山和海口都干過。原來覺得闖蕩一番會比父母親過得好,走了一圈才發現,除了工資比父母剛出來打工時高一些,生活方式、社會地位沒有多大改變。”

  “我的夢想是一兩年內找個妹子成家。今年春節,父母讓我回家相親。家鄉的女孩也大都出去打工了,春節時才見得到人,要找老婆就那10多天時間。我見了兩個妹子都沒結果,她們出門后心都大了,看不上我這樣的人。”

  “晚上我經常到附近的小發廊呆坐,寂寞得要命。”

  ——42歲的宮經平是湖北省隨州市萬店鎮人,目前和丈夫、兒子都在深圳打工,一家三口住在一間七八平方米的出租屋里。21歲的兒子站在屋外不愿說話。屋里有兩張床和一個桌子,桌上擺著一臺舊風扇,墻上吊著一臺十幾寸的黑白電視機。

  “兒子21歲了,現在還不愿意和別人交流,就喜歡上網。他職業中專畢業,原來在科技園一家工廠打工,一個月工資大約2000元,他覺得沒前途,輕易就把工作辭了,現在還閑著沒事干。老家的地都被征走了,兒子回去也沒有生活來源,不知道今后該拿他怎么辦。”

  “最大的愿望是能攢幾萬塊錢,在老家蓋棟房子給兒子娶媳婦,但從一家收入情況來看,這一想法短期內是不現實的。”

  【點評】香港補習城在采訪中感受到,新生代農民工長時間脫離家鄉的社會環境,對鄉村產生了一種距離感和陌生感。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擁有的卻是殘缺的生活,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之外。與傳統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發生了明顯變化,他們進城務工不再是單純謀生,而是開始追求對城市的歸屬感和實現自我價值,但邊緣化使他們難以實現這一目標。雖然他們的群體龐大,但個體又是孤獨而無助的。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既是傳統農民工問題在新階段的延續和發展,又有新的特點,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不僅要從經濟層面入手,更要重視社會政策的調整,消除制度性障礙,給予農民工平等公民權。他說:“未來要盡快讓農民工市民化。如果社會不給他們一個機會,他們未來也不會給社會機會。”

  城市特困群體:渴望生活更穩定更精彩

  【背景】國企改革中的下崗工人、下鄉返城人員、孤寡老人和病殘致貧市民,在城市形成了一個數量龐大的城市特困群體。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介紹說,目前我國城市貧困人口數,約占城市人口的8%以上。

  【自述】

  ——72歲的安徽省蕪湖市市民吳養全,在蕪湖小南國酒店擔任門衛。

  “政府對我們這些特困人員生活上的照顧,我是深有體會的。今年春節前夕,政府為我配租了一套住房,47.47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1.5元房租。如果在外面租房子的話,這樣的房子月租要600多元錢。現在我和老伴每月可以拿到360元補助,加上門衛工作每月有850元工資,兩口子夠用了。在醫療上,我加入了居民醫保,每個月交10元錢。今年1月份的時候我胃出血,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星期,總共花了3800多元。結果,醫保就報銷了2100多元,剩下的醫藥費居委會又給報銷了70%。”

  “我過了70,老伴也60多歲了,現在最擔心的是以后的養老問題,如果政府能幫助我們解決養老問題,保持現在的生活水平,我們就感到很滿意了。”

  ——40歲的嚴善才,家住蕪湖市鏡湖區北京路街道。

  “我父母1965年下放到農村,1985年才回城。由于沒文化,靠打零工為生。每月三四百元收入,還要養老母親,一直娶不上媳婦。2008年才找了個大我10歲的寡婦,為了得到1000元的計劃生育獎勵,放棄了生孩子。”

  “2009年后,生活有了很大變化,我母親拿到了低保,每月有200多元,街道又幫我找了個搬運工的工作,每個月有700多元收入,還安排我妻子在街道設置的再就業市場擺攤,每月也有幾百元收入,生活基本沒有后顧之憂了。最令我興奮的是2009年政府給我家配置了一套46.44平方米的廉租房,一個月只要70元左右房租,拿到房子鑰匙時我覺得自己在做夢。”

  “我最大的夢想是攢點錢,和愛人一起搞個小吃攤,讓生活有根本的變化;還想出去旅游一趟。”

  ——51歲的李中海是下崗工人,家住蕪湖戈江橋。

  “我的兒子大學畢業一年了,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一直在打零工。我最大的夢想是他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我們這代人也就這樣過一輩子了,但我不想他的命運和我一樣。老百姓的要求很簡單,有工作,有工資,物價穩定,就能快活。”

  【點評】遲福林認為,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已由生存型階段進入以人的自身發展為目標的發展型階段,城市低收入階層的生活需求也發生了變化,對基本公共服務和產品的需求將越來越強烈,對創新社會管理與服務的要求也將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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